第 3 节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我不懂它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活动不可能预先精密地安排。你不能把人的大脑整齐地一行行排列起来，然后由纸带向它们发出指令。你不能指令每一个头脑，你去干这一件，它去干那一件，然后由一个中心委员会把所有按指令干活的大脑干出的一件一件组装起来。不，事情不是这样干的。 　　需要的只是创造出合适的气候。要叫一个蜜蜂酿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阳导航和合成碳水化合物的法规。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为单个的蜜蜂活不成），然后尽可能把蜂房周围的一般环境安排好。象蜜蜂酿蜜一样，气候适宜了，科学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这活动有点象侵略，但与其他侵略性行为不同，因为它不以某种破坏为目标。进行之际，这活动外观和感觉都象侵略：冲上去，揭破它，拖出来，抓住，它是我的了！它象一种原始的逐猎，但到头来并没有伤害什么。更有可能，到头来毫无所获，只不过是一声长叹。但这不要紧。如果空气适宜，科学活动在正常运行的话，长叹马上会停止，因为自有一个新问题会嗷嗷大叫，呼唤人们去解决，于是，乱糟糟的活动重又开始，又一次失去了控制。 　　自然的人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近来正在深入探讨生态和环境问题，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果。知道可以对湖泊、草地、作巢的塘鹅甚至整个海洋进行收支分析，我们总觉有些难受。要我们直面环境方面的多种可能性和难于作出的选择，已经够不容易了，而看到那样醒目的代价时，我们就更觉得难受了。甚至那新术语就让人心烦：读到environments（环境）时，我们的心就发痛。那个复数形式，意味着还有那么多选择，象在市场上挑选商品一样得考虑一番，而且还得投票表决。经济学家作这些研究时真得有冷静的头脑和冷酷的心才行，而他们写出的文章也必定是冷冰冰，常常还得是滑如冰的散文。 　　我们大多数人刚刚开始意识到，我们人类在控制地球上的生命这一方面已卷入多深。这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革命。 　　这场革命的到来也不容易。我们刚刚在同一题目上走过了一段成果未稳的路程，刚要就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拿定主意，就象一个庞大的委员会刚刚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就发现，又该把议题重新审议一遍了。现在，就让我们再作一遍。 　　最古老、最容易接受的想法是，地球是人类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菜园、动物园、金库、能源，它摆在我们手边，任我们消费、装点，愿意的话还可以将它撕成片。按我们过去的解释，改善人类处境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人要胜天，掌握奥秘，控制一切。这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义务。 　　最近几年，我们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突然扭了个弯，并达成了某种一致看法。这就是，我们过去想错了。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我们已经勉强在几乎所有方面承认，我们并不象从前想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依赖于其他生命，就跟树叶、蠓或鱼依赖其他生命一样。我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种表述方法就是，地球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球状生物，其所有的有生命的部分以共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照这样的观点看来，我们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纵者，至多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一种专司信息接受的能动组织——或许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那个最好的世界里，我们的作用是整个生物体的神经系统。 　　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依赖性。他们愿意把我们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质的不同的特别物种，跟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不同，尽管我们也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的基因、酶和细胞器。不管怎样，这种观点的深层还是有这样的意思：不管我们处于统治地位与否，我们都要关心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态系统，不然，我们不可能单独存活下来。这一意思已经相当强固，足以发起保留自然环境面貌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运动，足以关闭不知餐足的技术开发，足以导致维护“整个地球”的运动。 　　但时到今日，正当新的观念似乎得势之际，我们也许要再转一次弯了。这一次比从前经历过的转弯都更让人沮丧，更没有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被迫返回来，我们仍然要相信新的看法，但又受着种种生命事实的制约，因而就只得生活在旧有的生活方式中。或许，就象事情结果已经显示的那样，要想按新观念过活，已为时太晚了。 　　实际上，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们就是万物的主人。 　　这种形势真叫我们绝望。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已是21世纪的人类，非常富于新知识，具有着万物一家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又仍是19世纪之民，穿着带钉的皮靴，踏在大自然毫无遮盖的脸上，使它臣服，使它开化。而且，我们不能够停止这种控制的行为，除非我们自己从山脚下消失。这真够让人为难。若真有世界之灵这东西，怕也要在这难题面前发疯吧。 　　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卷入之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样坐成一圈，认真地忧心着最好怎样保护地球的生命，这件事本身就最能表示出我们卷入控制地球上的生命的程度。并不是人类的妄自尊大，把我们引向这一方向。这是自然界最自然不过的事。我们就是这样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物种。 　　尽管痛苦，尽管不情愿，我们还是又成了大自然本身。我们到处生长，象一个新的生物体盖满整个地球表面，触动和影响所有其他种类的生物，也合并着我们自身。地球有因我们的充溢而窒息的危险。现在，我们是我们自己环境的主要特征。人类，这地球上庞大的后生动物，被居住在他们体内的共生微生物提供的能量驱动着，按照由最古老的、具有生命的核酸发出的指令，依靠从本质上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一样的神经原获取信息，具有柱牙象和地衣共同的结构，靠着太阳生活着。这就是人类，现在是地球的负责人，掌管着地球，管好管坏又当别论。 　　可真是这样吗？你也知道，事情可能正好相反。或许，我们是被侵略者，是被征服、被利用的一方。 　　某些海洋动物变成半动物、半植物而活了下来。它们吞并海藻，海藻则把自己变成对整个结合体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复杂植物组织。我揣想，如果巨蛤有稍好些的头脑，它或许该为自己怎样奈何了植物界而时时痛悔，悔恨自己吞并了这么多生命，把这么多的绿色细胞变为奴隶，而自己则靠它们的光合作用而活着。但是，对待这件事，植物细胞兴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以最满意的条件俘虏了巨蛤，靠它组织内的小小镜片而为自己的利益聚集着阳光。也许，海藻也会因自己以众凌寡奈何了蛤界而有伤心之时呢。 　　还算幸运，我们的处境或许跟巨蛤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大概事情无非如此：在地球形态发生的某一具体阶段，需要有我们这样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时间，需要我们获取并输送能量，照看新的共生系统，为将来的某一时期积累信息，作一定量的装饰，甚至把种子向太阳系里撤播。就是这么回事。地球算是找着干活儿的了。 　　假如我还有一点发言权，我就会很愿意扮演这种有用的角色，而不去做一种本质上不属这地球的生灵（我们实际上似乎正在向这种生灵演进）。这将意味着，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自然的不可分割的成分，那么，我们在对待彼此的态度上就得来一番相当根本的改变。我们最应该忧心的环境无疑是我们自己。我们将从自己身上，发现我们已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看到的奇观。说不定，我们甚至会承认，我们有着所有高度分化的生物所固有的脆弱性，于是会开展一场运动，把我们自己作为濒临危险的珍贵物种加以保护。我们不会失败。 　　伊克人 　　伊克人（Iks）的小小部落，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人种，现在可是一举成名了。他们成了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情味后，最终命运将是什么。两桩灾难性、决定性的事情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一件，政府决定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山岭薄地的农民了；第二件，他们在此后两年期间受到一个人类学家的采访。那个人类学家憎恶他们，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 　　书的意旨是，伊克人已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这是他们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之后的结果。另外，这也是我们其余的人内心的真面目。如果我们的社会解体，我们都会变成伊克人。 　　这种论点当然立足于有关人类本性的某些假设，而且无疑是推测性的。你必须事先同意，人如果独自走到外界，本质上是恶的，表现出感情和同情等德行只是一些习得的习惯。如果你取这种观点，那么，伊克人的故事可以用来证实这一观点。这些人似乎生活在一起，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那是个下贱的社会。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那本书上写到他们常常笑，也就是常常有人倒运。有好几次，他们甚至笑这位人类学家，而他对这种事特别反感（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那位学者本人并不是世间最走运的人）。更糟的是，他们把他拉到家里，夺过他的食物，在他的门口排便，叫唤着不喜欢他的声音。他们让他过了艰难的两年。 　　这是本让人泄气的书。果真象他所暗示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只是伊克人，那么，我们还能继续拥有人这个称号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无休止地修补我们社会的结构。而社会的结构这样快、这样彻底地变化着，我们会连找针找线都来不及。如果把我们孤零零地撇在一旁，我们将变成同样的无欢乐、无热情、互不接触的孤独动物。 　　但这种观点恐怕太偏狭。伊克人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实际上，他们是极其令人惊讶的。那位人类学家在别处从没见过他们那样的人，我也没见过。你会想到，如果他们就是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本性，他们本应更容易了解。相反，他们是古怪的，反常的。我也知道一些特殊的、难处的、神经质的、贪婪的人种，但我一辈子还没见过任何真正令人始终厌恶的人。伊克人听起来更象反常的、病态的人种。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我不相信伊克人代表着孤立的、赤裸的、没有以社会习惯加以伪装的人。我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某种外加的东西。他们这种不懈的、强制的排外性，乃是一种复杂的仪式。他们这样行事是后来学会的，是不知怎么模仿来的。 　　我于是有一次说：伊克人发疯了。 　　孤独的伊克人，在被毁的文化废墟中被孤立起来。他们已经为自己建起了一种新的防御。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吃不开、兜不转的社会中，你也会建立自己的防御的，伊克人就是这样行事。每一个伊克人成了一个团体，是人自为战的单人部落，是一个选区。 　　这样一来，一切都各归其所了。难怪他们看起来有几分眼熟。我们从前见过他们。大大小小的团体、机构，从委员会到国家，恰好正是这样行事的。当然，正是人类的这一方面落后于进化的行列。这就是为什么伊克人看起来这样原始。他极端自私，一毛不拔，就象是一个成功的委员会。当他站在自己茅屋的门口长篇大论地大声辱骂邻居时，就象是一个城市在向另一个城市讲话。 　　城市具有着伊克人的全部特征，在人家门阶上排便，在自己和别人的河湖里排便，到处倾倒垃圾。它们甚至设立机构来遗弃老人，把他们弄到人看不见的地方。 　　国家是最象伊克人的机构了，无怪乎伊克人看上去这样眼熟。在极端贪婪、强取豪夺、无情和不负责任等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国家了。国家在本性上是孤独的，以我为中心，离群素居，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没有感情这东西的。真的，没有哪个国家爱过另一个国家。它们从各自的门阶上叫骂，往整个大洋中排便，抢夺所有的食物，靠仇恨而生活，对他人幸灾乐祸，为他人的死亡而庆贺，为他人的死亡而生存。 　　就这么回事。我不再为那本书心忧了。它并不意味着人的内心是个孤独的、非人的东西。他没有什么不对劲。那本书只是说出了我们一向知道、但还来不及心忧的东西，说我们还没学会在聚群而居时如何保持人性。伊克人绝望之下露出了这种败相，或许我们应该给以更密切的注意。国家这东西已变得让人不可思议，想一想太可怕了。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观察这些人而学到些什么。 　　计算机 　　你造得出差不多象人一样的计算机。在某些方面，它们是超人：它们可以在棋盘上杀败大多数人，眨眼之间记住整本电话簿，能谱某种音乐，能写朦胧诗，能诊断心脏病，会向为数众多的方面发送私人请帖，甚至还会一时发疯呢。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设计一种计算机能在解决难题时转念再用另一个办法，或突然发出大笑。但这样的计算机说不定真会问世。迟早有一天，会出现真正与人一样的硬件，出现一些嗡嗡叫、嘁哩咔嚓响的大盒子，聪明到能读杂志，能选举，脑瓜转得极快，快得我们没法比。 　　这可能吧，但至少一时还不会出现。我们有一天会开始为我们自身这软件开辟禁猎区和保护区，以免我们象鲸鱼一样消失。但在此之前，我有一说，可使诸公稍安勿躁。 　　即使有一天，技术成功地造出象得克萨斯州那么大的机器，能干我们所能干的一切事，它顶多还是一个单人，实际上，这不顶什么事。要跟我们比，它们得有三十亿，还得有更多的不断走下流水线。我怀疑是否有人能花得起那份钱，更不用说腾得出那样大地方。即使真能造出那么多，它们还得用电线统统连起来，连得那么复杂，那么微妙，象我们一样，互相之间进行交流，一刻不停地讲着、听着。如果它们不能在醒着的全部时间内这样彼此相对，它们就毕竟不会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人。我想，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的最神秘之处在于我们的集体行为。除非我们理解了这种神秘，不然就造不出象我们一样的机器。而我们现在离这种理解还很远。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花时间互相传送信息，一边讲话，一边专心听话，进行着信息的交换。这似乎是我们最紧要的生物学功能，是我们毕生的事业。临近末了时，我们每个人都积蓄了惊人的一堆信息，足够让任何计算机忙死。其中大多数是不可理喻的，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输出的信息比收集的还要多。信息是我们的能源，我们被它所驱动。它成了巨大的企业，成了自己说了算的能量系统。我们三十亿人都由电话、收音机、电视机、飞机和卫星联系在一起，利用大众传播系统、报纸、期刊长篇大论地讲话，从高天撤落传单，从别人谈话的边上插话。我们越来越成为环绕地球的电网、线路。如果长此下去，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计算机，它会取代所有的计算机，它能把世上所有的思想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合胞体。 　　已经没有什么封闭的、双向的谈话了。今天下午你讲的一切，都会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不到明天就传遍全城，不到星期二就传遍世界，快至光速，一边传一边变调，形成始料不及的新的信息。最后，它出现在匈牙利时成了一个极其荒谬可笑的笑话，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一首诗，或者竟成了巴西什么人讲话中间的一个长时停顿。 　　我们进行大量的集体思维，大概比任何社会性的物种都要多。尽管这种思维几乎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并不公开承认这一天赋。我们不象昆虫那样因进行集体思维而备受赞美，但我们仍是这样干着。我们能毫不费力、不加思索地在一个寒暑之内，在全世界改变我们的语言、音乐、风尚、道德、娱乐，甚至改变穿着的时尚。我们似乎是通过一个全面的协议这样作的，但这里不用表决也不用投票。我们只是一路想下去，到处散播着信息，交换披着艺术外衣的密码，改变想法，改变自身。 　　计算机玩不了这一层次的事。这对它是不大可能的。而这也没什么坏处。如果它玩得了这个，那我们就该打主意争取对自身的控制权，以便作出长治久安的大计，否则那就一定是我们的末日了。那会意味着，某一才智过人、消息灵通、当然还有计算机引路的集团，将会动手决定五百年后人类社会该是什么样子，而其余的人将以某种方式被说服而跟着他走。到那时，社会发展的进程就要嘎嘎响着停下来，我们就将永无尽期地停滞在今天的辙里。 　　倒不如不要什么管辖，走出自己的路。前景如此多趣而多险，不能交托给任何能预知后事的可靠代理人，我们需要失足跌交的一切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相互联系着的大脑的绝对不可预测和不可思议的性质，就能象过去一样，让所有的选择都敞开在我们面前。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来监察我们能干出些什么事，那敢情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变化发生时就意识到变化，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大梦醒来，才吃惊地发现，过去的一个世纪一点也不象我们原先想象的样子。也许计算机可用来有助于此，但我仍然心下怀疑。你作得成城市模型图，但你会知道，这些城市是理性分析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你试图用常识预测未来，事情会搞得比先前更乱七八糟。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城市是人类最集中地群集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竭力施加着影响。城市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城市运行的奥妙，我们就不可能十分深入地了解整个人类社会。 　　不过，你还是会认为总会有某种理解的途径。地球上人类的大脑群集在一起，看起来就象个统一的、活的系统。麻烦之处在于，信息之流大多是单向的。我们都着迷于尽快地输入信息，但缺乏多多收回的感觉机制。我承认，我很少感觉到人类的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还不如我感觉到一只蚂蚁头脑里想的是什么更多些。大家来想一想吧，这也许会是个很好的出发点。 　　科学的规划 　　人们普遍承认，生物科学成绩辉煌。仅在过去十年间，生物科学就揭示了大量全新的信息，还有大量信息就要被发现。生物学革命显然方兴未艾。相反，公众对同一时期医学的进展，态度就有保留，打折扣，忧喜参半。尽管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我们仍然有些可怕的疾病，难题得不到解决，缺乏满意的解释，也缺少满意的治疗。人们不免要问：既然生物科学正在继续蓬勃发展，产生了能够十分详细地解释生命过程本身的新的强大技术，那为什么还迟迟造不出新的灵丹妙药呢？ 　　把我们的科学冠之以“生物医学”这样一个大词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我们愿意向人们讲，大家都属同一个研究领域嘛，有成果莫分偏厚，平均分享。比如，分子生物学跟癌症的治疗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我们不妨直说：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二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需要解释。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学政策，今天它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把医学上实用科学发展的缓慢归因于缺乏系统的规划，这是华盛顿当局的一种时髦作法。据云，如果有了新的管理体制，大家更郑重其事地注意实际应用的发明，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标，据说这样也更实惠、更省钱。于是出现一个新名词，叫作“寻的”（targeting）。我们需要更多有的放矢的研究、需要更多注重实效的科学。基础研究可以少一些——可以少得多。据说，这正是时下的新趋势。 　　这种看法有个问题：它认为，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有了一宗很可观的可用信息，这些信息又是一致的，互相联系的。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医学还远没有达到能普遍用于解释疾病机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我们象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一样，蓬勃发展，进入新的领域，但在工程方面并没出现相应的进展。很可能我们就要产生一门相当的应用科学了，但不得不说，毕竟迄今还没有产生。对于制定政策的人们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这门科学自然出现呢，还是可以使用管理和金钱的影响力来加快它的出现。 　　这里存在一些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麻烦，而现在又可能在自我更多同类的麻烦。自从有了医疗这一行当，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陷井里打转转。我们豆古以来就有这个习惯，这就是有一点机会和希望就要试一试。这种观念有时是以经验为依据，有时则是异想天开。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法子并不灵验。放血、拔火罐和腹泻疗法是大名鼎鼎的例子了，还很有一些更晚近的例子让我们难堪。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让一些类似的技术代用品捉弄着。毫无疑问，在这种事上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大家在集体地渴求尽快成为应用科学家，可能的话，明早一觉醒来成了才好。 　　然而这是要做一些事的。大家都忘了，要使真正重要的实用技术变得实用，那需要长久的时间、艰苦的工作。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控制和预防细菌感染的技术，但它并不是随着青霉素和磺胺药的出现一朝落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技术起源于上世纪末叶，人们进行了数十年最刻苦、最费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红热、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学机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几代精神抖擞、想象飞扬的探索者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说现代医学始于抗菌素时代的说法，忽视了多到令人膛目结舌的基础研究。 　　不管多么令人不快，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今天尚未解决的一些疾病，如精神分裂症、癌症或中风等，我们了解的程度可比之于1875年那时候对传染病的了解水平，类似的关键性知识还没有获得。我们离解决问题就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需要过那么多年，就是需要做那么多工作。如果前景果真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么，对于任何要用更好的办法加速事情进展的意见，都必须加以虚心而严谨的细察。 　　全国规模的长期规划和组织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全国健康学会来组织全国规模的联合攻关。今天的问题是：它的规划是否重点突出，组织是否十分严密；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科研管理体制，以便把所有的目标都清楚地展示出来，作好安排，以后照着办就行了？ 　　这样做看起来有条不紊，让人放心，而且也确有一些重要的难题已被这样地攻克了，这说明，直接的、正面的攻势的确奏效。脊髓灰质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们由基础研究了解到有三类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们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大量生长，大家就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种疫苗。这并不是说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说不需要从前的研究中那样勤奋的工作和精湛的技术。只是说，这事能办到。只要以精湛的技术进行试验，作成疫苗不成问题。这个例子雄辩地说明了应如何组织应用科学。正因为如此，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可要让人惊讶了。 　　这就是应用科学之区别于基础科学的地方。只因有了这惊讶，事情就不同了。当你组织起来，应用已有的知识，树起目标要制造一种有用的产品时，你从一开始就要求有十足的把握。你赖以制定计划的所有事实，都必须相当可靠，丝毫不能含糊。然后，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计划工作，组织工作人员，使结果能预期、准确地出现。为此，你需要大权独揽，令行禁止，精心细致地制订时间表，还要有以进度和质量为依据的某种奖励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实赖以开端。而这些事实必须来自基础研究，别的来源是没有的。 　　在基础科学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开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非确定性，不然就不成其为重要问题了。开始时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实，它们的特点就是意义模糊不清。经常需要首先发现互不相干的点滴信息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赖以作出试验的计划并非有十足的把握，结果只是可能发生，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结果准确地如期出现，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同时使你感到吃惊，那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你工作的好坏，可以用你吃惊的程度来度量。你为之惊讶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认为是高效率了）；或者惊讶的是，预言全错了，而根本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或者使问题改观，要求制订新的研究计划。不管哪种结果出现，你都成功了。 　　我贸然认为，若以这种分类法为依据，把有关疾病的重大难题来一番清点盘存，我们将发现有限数目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尚可预见有几分把握。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一些委员会坐下来动手制订长远规划，规划出一些针对疾病的研究，把这些问题从其他所有问题中辨认并分离出来，在这方面，运筹学的方法将是极其有用的。关于哪些问题有把握，哪些问题没有把握，专家们定有许多争论；或许可把争论的激烈程度和延续时间作为把握大小的尺度。不管怎样，一旦就一些适于研究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运用应用科学的极其有条不紊的方法加以解决。 　　不过，我更其贸然地认为，生物医学方面有待进行的重要研究，绝大部分属基础科学一类。大量有趣的事实与我们的主要疾病有关，还有更多的信息从生物学的各个方面不断传来。新到的一大堆知识还不成形、不完全，缺乏互相关联的关键线索，象一条弯曲的小巷，每个拐角处都使人误入歧途的标志，而且还尽是些死胡同。整个领域充满了迷人观念，无数具有不可抗拒诱惑力的试验，各种各样的新路子，条条通往问题的迷宫，但每一步都是不可预测的，其结果都不可预料。这是一个迷人的季节，也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 　　不知道你打算怎样为这样一种活动制定井然不乱的规划。不过我想，纵观近百年乱糟糟的纪录，你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不管怎样，得创造一种气氛，以便使令人不安的犯错误的感觉成为探索者的正常态度。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甩掉包袱，驰骋想象。特别要大胆承认，有些东西也许不可想象，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 　　这里倒有一个好办法，你不妨到走廊里听听科研人员讲话，以了解基础研究的进展如何。如果你听见有人说完话后再喊一声：“咳，没门儿！”然后是一阵朗声大笑，那么，你就知道，某人的井井有条的研究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生物神话种种 　　世界上动物神话中的神物，乍看之下，似乎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人们会认为，文明的、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社会充分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它已经超越于这类想象之上。这些动物，连同它们在其中扮演着令人迷惑不解、莫名其妙的角色的那些逸闻传说，都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们现在已不需要这些神话动物，也不需要关于它们的神话了。格里芬（Griffon）、长生鸟（Phoenix）、半人半马怪（Centaur）、斯芬克斯（SPhinx）、曼提考（Manticore）、甘奈沙（Ganesha）、麒麟等等，都好象萦回不散的恶梦，而我们现在总算把它们远远抛开了。 　　麻烦的是，它们当真如梦，却未必是恶梦，我们离开它们，日子可能就不好过。对于社会来说，它们也许跟神话本身一样重要。它们充满了象征。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结构需要它们。如果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话对，那么，神话跟语言一样，是根据一种普遍的逻辑编造起来的。这种逻辑是人类的特征，就象筑巢是鸟的特征一样。关于这些动物的故事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深层结构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样的。它们象记忆印迹一样植根干我们的基因之中。在此意义上，动物神话是我们遗传的一部分。 　　这些魔魔道道的动物，大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是违反生物学的，且都在同一方面违反生物学。动物神话通常并不是纯凭想象，把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部分拼凑成一个个全新的动物。相反，它们的组成部分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它们的新奇和惊人之处是，它们都是不同物种的混合。 　　大概正是这一特点，使得20世纪的人觉得通常的动物神话如海外奇谈。我们的最有力的故事，是进化论。它相当于一个普遍的神话。且不管进化论是真的而神话是假的，这一理论充满了象征，而它就是靠这个才影响了全社会的思想。照我们最新获得的启蒙来看，传说中的怪兽岂但不合理，实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违反了进化论。它们不是实有的物种，它们否定物种的存在。 　　长生鸟最象一种常规的动物，成年时完完全全是一只鸟。实际上，这是一切有羽鸟类中最夸张、最杜撰、最多斧凿之痕的东西。它见于埃及、希腊、中东和欧洲的神话，中国古代的凤凰也跟它一样。这位鸟中王一世五百岁，死的时候作一卵状的茧，把自己裹起来，在其中解体，然后变成虫子一样的动物，旋而长成新的长生鸟，又要作五百年的鸟王。其他的说法则说，此鸟死时，会突然化成火焰，然后新鸟自灰中翩然而生。成虫说是极古老的，无疑出于一位早期的生物学家之口。 　　在动物神话中，这样的杂种太多了。你可以说，在远古人的头脑中，对于生命形式的混杂有着热切的信仰。或许，在他们信仰的深处，这种移花接木象征着别的什么。神话动物象梦露一样令人不安，但奇怪得很，它们大多数都被当作祥瑞之物。比如，古中国的麒麟，身体是鹿，遍体鳞甲生光，有一条奇异的毛密的尾巴，偶蹄，短角。谁要是看见麒麟，便是福星高照，假如你能骑上麒麟，你就会万事如意。 　　甘奈沙是最古老、最熟知的印度教神祇之一，身体象一胖人，有人一样的四肢和一个神情欢娱的大象的头。据认为，遇到难处时，向甘奈沙祈祷是最灵验的。 　　并非所有的神话动物都与人亲善。但即是有敌意的神话动物也有些悦人之处。曼提考狮身人首，尾端生着毒蛇的头。它张着巨爪和三排牙齿的口，到处窜跳着寻找猎物，但鸣声却如银萧，美妙极了。 　　如果不考虑所用术语的不同，那么，有些动物神话里竟有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痕迹呢。在古印度有一种传说，认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是由雷电和沼气而生的。这种初始的生物很符合我们关于第一个细胞是由有膜包裹的核酸形成的原核构成的理论。神话中没有描绘、也不可能描绘那个印度生物是什么样子，只说它觉出自己的孤单，畏惧死亡，极想得到伙伴，于是它就膨胀，内部重新安排，终于裂成相同的两半，变为两头牛，一牝一牡，交配，又变为两匹马，也是一牝一牡，如此这般，直到变为两只蚂蚁。于是，地球上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生物。这故事未免太简单化了，象速记符号一样简单，难为精细的现代科学所用，但其中的神话色彩则依稀可辨。 　　在最早的神话系统中，蛇的形象反复出现，总是作为宇宙生命和造物绵绵不断的中心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东部国家的一种祭瓶上，绘有两条一模一样的巨蛇，彼此缠绕盘结，构成双螺旋，代表着生命的起源。它们是生命最初起源复制出的两部分，奇妙的是它们是同源的生物。 　　秘鲁有一种神祇，绘在公元300年间的一个陶罐上，据传是农事的守护神。他的头发是一条条蛇，缠绕成辫状，用一些翅膀作为头饰。体侧及背部丛生着各种植物，口里则生出象某种蔬菜的东西。其总的形象粗犷蓬乱，但本质上却是与人亲善的。谁能知道，这种出自想象的东西还真是一种实有的动物，这就是几年前《自然》杂志里描绘过的Symbiopholus。这是新几内亚北部山中的一种象鼻虫，这种象鼻虫与几十种植物共生。那些植物生长在它的甲壳的凹龛和裂纹中，把根一直扎到它的肉里。在那片肉体植物园里，还有螨类、轮虫类、线虫类和细菌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这种象鼻虫不妨用来预兆好运。用不着引经据典，它本身就带有足够的证据：它不受食肉类动物的袭击，安享高寿。没有东西吞食它，因为这个系统不象动物又不象植物，其貌不扬，其味不佳。这种象鼻虫只有三十毫米长，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拥有制造神话的资本。 　　或许，我们应该在四周找一找，看有没有其他候选者。依我之见，我们该用新的动物神话来取代种种旧的动物神话了。如果大家愿意接受微生物神话，如果我们要寻些隐喻，那么我能想出好几种生物可以用来满足这一需要。 　　第一种是Myxotricha paradoxa。这是一种原生动物，本该出名而没有出名。这种动物似乎在把一切的一切一股脑地讲给我们听。它的纤毛其实不是纤毛，而是一个个螺旋体。在每个螺旋体基部的附着点上，有一个椭圆的细胞器，植于myxotricha膜中。这个细胞器其实是一只细菌。实际上，这种生物不是一个动物。它是一个集团，一个组合。 　　Myxotricha给我们讲述的故事象任何一种神话一样有深度，一样有深刻的寓意。这种生物进化在我们大家后面，它还处在进行集合的过程中。我们的纤毛早就放弃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我们的细胞器现在已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但控制着我们细胞的各个部分的基因组还是不同的基因组，住在独立的居室里。严格说来，我们仍然是一些组合。 　　还有一种原生动物叫做blepharisma，它讲的长长故事是关于复杂生命的危险性和易错性的。称它为blepharisma，是因为在它口腔的周围生有明显可见的长有纤毛的膜，很容易让人想起眼的睫毛（blepharidos）。整个神话般的故事是吉斯（Giese，A. C. ）的一本书里描述的。Blepharisma比myxotricha走得远一些，但还不够远，还是要摔跤子。它有三组不同的自我复制的核，每组中的DNA都起着不同的作用：一个大核，掌管受伤后的再生事宜；一组（八个或更多）小核，含有繁殖所需的那部分基因组；还有许多微小的核，纤毛就是从这些核生出来的。 　　这种生物的一部分产生一种呈粉红色的色素，现称作blepharismin，它跟金丝桃蒽酮以及某些其他光敏化植物色素相似。Blepharismin通常不找麻烦，但一旦这个生物游入阳光中，这种色素就立刻把它杀死。在某些条件下，blepharisma周围的膜解体，变得可以自由游离，好象脱掉的皮壳一样，使那个生物成为透明的白化体。闹饥荒时，单个的blepharisma会吞食邻居，然后膨胀得很大，变成一个吞噬同类的巨人，简直就是挪威传说中的魔鬼。显然，这种生物仍难协调自身的各个部分，在集体中也很难跟其他的blepharisma相处。 　　另外，还有无数植物和动物的结合。这些生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其中的绿色植物细胞为整个生物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气，而自己也得到一份能量作为回报。这真是最公平不过的结合。每当草履虫没有食物时，它只需呆在有阳光处，这样，它的体内绿色共生物就会象叶子对待整株庄稼一样为它提供养料。 　　细菌是组办联合企业的巨子。其寄主的生命全靠这些企业。根瘤中的固氮根瘤菌，昆虫的菌胞体，许多动物消化道中产生酶的微生物群落等，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十分均衡的共生物。 　　这些故事的意义也许跟中世纪的动物神话基本一样。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就是结合在一起，建立联系，生长在彼此的体内，回返到早先的秩序，只要有可能就一块儿过下去。这不就是世上众生之道吗？ 　　这一倾向的最简单、最壮观的标志，就是细胞融合这一新现象。今天的分子遗传学很借重这一实验室技术来取得研究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反生物学的一种现象。它违反了上世纪最基本的神话，因为，它否认生物的特殊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任何细胞，不管是人的、兽的、鱼的、鸟的或虫的，只要给予机会和合适的条件，跟任何其他细胞——不管多么天差地别的——在一起接触，都会与之融合。细胞质会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细胞流向另一个细胞，胞核会结合，于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细胞，有着两个完全的、不同的基因组，准备双双起舞，准备生儿育女。这是一个喀麦拉③，一个格里芬，一个斯芬克斯，一个甘奈沙，一个秘鲁神，一头麒麟，一个预兆好运的灵物，一个得到整个世界的心愿。 　　『③喀麦拉（Chimera），又译吞火兽，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 　　语汇种种 　　有一种观点认为，群集的社会性昆虫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庞大的、多生命组成的生物。这些生物具有一种集体的智慧和善于适应的天性，这种智慧和适应力远远高于个体的总和。这一想法始于著名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Wheeler）的一些论文中。他提出“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这一术语，以描绘这种组织。从1911年到50年代前期，这一思想被列为昆虫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吸引了昆虫学圈外许多热心人的注意力。米德林克（Maeterlinck，M. ）和马雷（Marais，E. N. ）写了几本畅销书，书的基本观点认为，在蚁穴和白蚁巢中的某个角落，必定存在一种精神。 　　后来，不知怎的，这个想法突然不时行、而且不见踪影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在昆虫科学激增的文献里，几乎没有一处提起它，没有人谈论它。不只是因为这一想法被人忘记了；倒似乎是这种想法提不得，提起来让人难堪。 　　这件事很难解释。那个想法并没有显得错到哪里去，也没有与其他任何更容易接受的想法相冲突。只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得出，这样一种抽象的理论，拿它来好干什么。那时它在知识界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正是昆虫学作为颇有力量的开拓性科学刚刚兴起、刚能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的时候。它俨然成了新还原论的范式。那一巨大思想——个体的生物可能在与一个密集社会的联系中自我超越，是新技术无法处理的，它也没有提出新的实验或方法。它只是横在当道，只不过被落叶般的论文所覆盖，需要有启发性的价值衡量才能使之幸存。而缺的就是这个。 　　Holism（整体论）这个生造的词一向被用于“超有机体”这类概念。人们思忖，是否就是这个词吓退了某些研究者。这个词的确是面目可畏。简·斯马茨将军（Jan Christiaan Smuts，1870～1950，南非）1926年杜撰了这个词。当时，如把它写成wholism也许会好些。Wholism在词源上完全合格，而在我们这种世纪，它会因足够世俗而能幸存下来。然而，既写成现在的样子，其前途就可忧了。Holism这个词见于某些科学词典，但还没有收入大多数标准的英语词典中。牛津英语大辞典增编里收了它，这是重要的，但还不足以保证它存活下来。弄不好它会随超有机体学说一块儿灭亡。 　　对这事我不能置一词。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自行发展，推动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还是让它呆在那儿吧。 　　然而，问题可能在于，有人推过它，但推的方向错了。依照惠勒的标准，蚂蚁或白蚁、蜜蜂、群居性黄蜂的群落，可能实际上都是超有机体。但在目前，就昆虫来说，很可能这就是信息线的终点了。或许，如果你把这种理论用于另一种社会性物种或较易对付的物种，路子会顺一些吧。这样的物种是有的，比如说，我们。 　　有件事长期以来让昆虫学家心烦。这就是，我们这些外行人总是干预他们的事务：总是用人类的行为来为昆虫行为提供解释。昆虫学家花了大力气向我们解释，蚂蚁们根本不是人类的小小机械模型。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所确知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没有一条有可能解释蚂蚁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应当过问蚂蚁的事，那是昆虫学家的事。至于蚂蚁本身，很显然，它们才不需要我们的教诲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反其意而用之。比如，走运的话，蚂蚁的集体行为，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问题。 　　这方面有着许多可能性。但只要想一想一个由上百万的蚂蚁组成的蚁群群落营造巢穴的情景。每一只蚂蚁都在不停地、强制性地工作着，把自己那部分工作干得精益求精，却一点也不知道别处正在营建着什么东西。蚂蚁就这样度过短暂的一生，而它为之工作的事业对它来说则亘古永存（蚁群每天死亡百分之三到四；大约一月之内，一代蚂蚁就销声匿迹，而蚁穴则可存续六十年之久；若无天灾，则永世不坏）。蚂蚁们在一片混乱之中精确无误、专心致志地工作着，蹒跚地越过一只只蚂蚁同伴，衔来一点点细枝和泥土，把它们准确地排列成合适的形状，好给蚁卵和蚁仔们保暖和通风。但孤立起来，它们一个个都那么柔弱无力。这样看来，在人类活动之中，只有一件事能与之媲美，那就是语言。 　　我们制造着语言，一代接一代，延续了无数代，却不知道语言是怎么造出来的，也不知道造完时——假如还能造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做的事情当中，这件工作最具有强迫的集体性，最受遗传程序所规定，最为我们人类这个物种所独有，同时也是最自发的工作，我们干起来也是准确无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有营管语法的DNA，有营管句法的神经原，什么时候也不得停止。我们摸爬攀越，经过一个又一个文明时期，变着形，到处造出工具和城市，而新的词汇随时都在跌跌撞撞拥挤而出。 　　那些词汇本身也令人惊异。每个词都是完美地为其使用目的设计出来的。旧词和较为有力的词是膜状的，塞满了层层不同的意思，象是一个词构成的诗。比如articulated起先是划分为小关节的意思，后来不知不觉有了成句说话的意思。有些词在日常使用中渐渐改变，直到变化完成时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一些副词中的-ly，如ably（得力地）、benignly（慈祥地）等词中的后缀-ly，几百年前刚出现时是用来代替like（好象）的。后来，like经过销磨，成了个后缀。通过类似的过程，love-did（古英语love（爱）的过去时）后来变成了loved。 　　没有哪一个词是我们认识的哪个人造出的。它们只是需要时在语言中出现。有时候，一个熟悉的词会突然被人抓起来，用来指一件很奇怪的东西：今天，奇怪（strange）这个词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词。原子物理学家需要它，用它来代表一种衰变极慢的粒子的性质。现在，这种粒子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它们具有“奇异数”（strangeness number[s]）。这种旧有的熟词突爆冷门现出陌生面孔的事，我们已认为稀松平常。这一过程已经进行几千年了。 　　有几个词是我们当代的几个独居人造出来的，比如Holism是斯马茨造的，Quark（夸克粒子）是乔伊斯（Joyce）造的。但这类词中的大多数具有异国风味，是昙花一现的。一个词要真正成为一个站得住脚的词，那需要大量的应用。 　　大多数新词是由原有的其他词演变的。语言的创造是一个保守的过程：旧物翻新，很少浪费。每有新词从旧词脱颖而出，原有的意思往往象气味一样在新词周围萦绕不去，诡秘莫辨。 　　创造Holism的人意思很简单，不过意指若干生命单位的完整组合。只因它貌似holy（神圣），便暗示了“在生物学方面超自然”的意义。追根溯源，那个词来自印欧语中的词根kailo，意为整个（whole），也有未遭打击、未着伤之意。数千年来，它嬗变成hail（whole的古语）、hale（whole）、health（健全）、hallow（使神圣）、holy（神圣）、whole，还有heal（愈合），直到现在，这些词义在我们头脑中还是同往同来。 　　“Heuristic”（启发式的）是个更专门、用途更单一的词，它来自印欧语中的wer，意思是寻找。后来，出现于希腊语中，成为heuriskein，于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就喊出了Heureka（我找到了）！ 　　来自印欧语的还有两个容量颇丰的词：gene和bheu。每一个词简直都是一个蚁丘。我们已经由这两个词建造了万物这个概念。起初，或者说从有案可查的时候，它们的大意是存在。Gene意思是开始、生育，而bheu则指存在和生长。Gene依次变成kundjaz（日耳曼语）和gecynd（古英语），意为kin（亲族）或kind（慈）。Kind开始指亲属关系，后指高的社会地位，再后来变成了Kindly（慈祥地）和gentle（优雅）之意。与此同时，gene的另一支成了拉丁语的gens（氏族），后来成了gentle。它同时也表现为genus（种属）、genius（天才）、genital（生殖的）和generous（宽宏大量的）。然后它变成了nature（自然）（来自gnas ci），但仍然包含着它的内在意义。 　　就在gene演化为nature和kind的时候，bheu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的一支变成了日耳曼语中的bowan和古挪威语中的bua，意思是生活和居住，然后成了英语中的build（建设）。进入希腊语，成了phuein，意为产生和使生长，后来成了phusis，这是意指自然的另一个词。由phusis又生出physic，physic开始意为自然科学，后指医学，再后来成了physics（物理学）。 　　这两个词发展演化到了今天，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合在一起囊括宇宙间万物。这种词可不是随便一找就能找到的。它们也不能被从零造起。它们需要活过很久才能表示意义。C. S. 刘易斯（Lewis）在讨论词汇时写道：“万物是不可言传的论题。”词本身必定显现出长期使用的内在标记；它们一定包含着自己的内部对话。 　　这些年来，自然和物理两词在其现存意义上，早就被我们头脑通过某种猜测联系到了一起；在今天这种时候，知道这一点可让人心里踏实些。萦绕在它们周围的其他词令人迷惑，但看起来挺有趣。如果你松松种儿，所有这些词就都会掺和到一起，变成一种可爱的、令人不解的东西。“Kind”是亲属，但它又意指自然。Kind跟gentle原是一个词，啊，老天爷，物理自然是自然，但是慈（kind）竟然也是这个词。在这迷人的结构中，就包含了极其古老的猜测，诸多古老思想在其中混响着。 　　大约部分是由于语言的魔法吧，有些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作到殊途同归。一个14世纪的女隐士叫作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就此说过一段精彩的话，以至于一个物理学家最近在一篇从自然科学角度评论当代宇宙论物理学的文章的导言中引用了这段话：“他给我看一样小东西，有榛子那样大小，放在我手里，象球一样圆。我就在手里用我的眼光看着它，想：这是什么东西？所得到的笼而统之的回答是：它就是被创造的一切。” 　　活的语言 　　“Stigmergy”是一个新词。格拉西（Grasse，P. P. ）新近创造了这个词，用来解释白蚁的筑巢行为，大概也可推及其他群居性动物的复杂活动。这个词是在几个希腊语词根的基础上造出来的，那几个词根的含义是“激发工作”。格拉西意图表明，是工作成果本身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指令。他是在长期观察白蚁筑巢行为后得出这一结论的。除了人造的城市外，白蚁的巢大概要算自然界最庞大的建筑了。如果白蚁站在巢边照个相，而我们据此来评价一单个白蚁，那么，它相当于一个纽约人，而比洛杉矶的居民显出更好的组织感。非洲大白蚁（Macrotermesbellicosus）的垤穴，有的高达十二英尺，直径达百英尺，一窝里生活着几百万只白蚁。在穴的周围，聚集着较小的、较年轻的蚁垤，好象城市的四郊。 　　巢的内部好象一座三维的迷宫。其中有螺旋式的回廊和通道，有拱券式屋顶，通风良好，还有空调。有的大洞穴作真菌种植园，白蚁靠从这些园子获得营养，也许还用它作取暖设备。有一个圆形的拱顶宫室里住着蚁后，这个室就称作后宫。整个设计的基础单位是拱券。 　　格拉西为了解释这些细小、盲目、相对来说没有头脑的动物建造形体如此庞大、内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词来描绘它。是每一只白蚁都有着一份图纸，还是那详细到每个拱顶的整个设计都编码于它的DNA？或者，由于这么多小小脑袋互相联系，整个群体便有了可与大承包商相比的集体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蚁放进一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质素，是种微型木料。开始，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象个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发号施令或收费。它们只是团团转着跑来跑去，漫无次序地衔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后来，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这一来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白蚁的行为。它们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给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建筑停止了，直到近处建成了别的柱子，他们才重新活跃起来。这时，构造由柱变成了拱，弯得匀匀的，然后合拢，一个拱券建成了。于是，几只白蚁又开始建造另一个拱券。 　　构造语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原始的印欧语系的人偶然凑到一起，胡叫乱嚷着。有一次是被蜂包围了吧，其中一个突然嚷道：“Bhei——！”这时，其余的人就采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于是，这部分语言就作成了。不过，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过于机械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音素当作木屑，意味着语法的深层结构是由象粘固木屑的某种粘合剂作成的。我不赞同这一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语言只是活着，象一个生物一样。我们谈论活的语言时，彼此讲述的就是这件事。我想，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相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 　　语言生长、演化、身后留下化石。单个的词象动物的不同的种，突变时有发生。不同的词融合，然后交配，杂交词和作为野生变种的复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有些混成词酷象亲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则是隐性的。一个词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现型，但它还有一个深层的、不变的意义常常隐藏着，那就是它的遗传型。 　　如果我们对二者都更多了解的话，遗传学的语言可用来以类似这样的方式描述语言的遗传。 　　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的种种独立的语言可能原是一种语言。操这一语言的人们由于迁徙而分离，这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可与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物种形成相比较，各种语言成了不同的种，跟始祖保留着足够的相似之处，因而仍可看到同属一族的相似性。种种不同的语言一直在变化着，变化的原因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偶尔与自己的语言孤岛之外的人接触，还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但是，词还有其他的性质，使得它们看起来、摸起来都象是活的、会动的、具有自己头脑的生物。要感觉这一点，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词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语言——原始印欧语——的词典，把它们查出来，然后观察它们的行为。 　　有些词始于印欧语，后来涌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词意为神甫。它进入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形式是flamen，这是异教徒对神甫的称呼；进入梵语作brahma，后来成了brahman（婆罗门）。Weid，意为看见，后来有了智慧和机敏的内涵。进入日耳曼语系，成为witan，进入古英语为wis，后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语里的videre（看见），于是有了英语的vision（视觉）。它加了后缀成为woid-o，于是又成了梵语veda（知识）。 　　Beudh一词走了同样曲折的旅程。它的本意是知道，到了古英语成了beodan，意为预兆。在梵语作bodhati，意为“他醒了”、“被启蒙”，于是有了Bodhisattva（菩萨）和Buddha（如来佛）。 　　Bodhisattva中的sattva部分来自印欧语es，意为“存在”或“是”，后来进入梵语，成了sat和sant，同时也成了拉丁语里的esse和希腊语里的einai；einai成了某些词的后缀-ont，意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欧语中的bhag，意为分享；进入希腊语变成phagein（吃），进入古波斯语作bakhsh（小费）——后来生出baksheesh（小费）；到了梵语，因为bhage有好运的意思，它成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的gita来自gei，意为歌）。 　　Hari-Krishna人唱的歌很接近英语，尽管听起来不太象。Krishna（黑天）是毗湿奴的第八化身，名字来自梵语krsnah，意为黑人。这个词来自印欧语kers，意为黑色（kers亦产生了cnernozem，意为黑色的表土，递经俄语词chernyi而来）。 　　这样例举下去显然无休无止，它可以耗费人的一生。幸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几代比较语言学家已经将其一生投进去了。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英）1786年发现了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从那时起，他们的研究就进入科学之境了。1817年，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1791～1867，德）出版了一本书，从此大家承认，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日耳曼语系所有语言之间联系如此密切，那么，早先一定存在过一种共同的始祖语言。从那时起，这门科学就大致跟生物学平行发展着，只不过不象生物学那样大张旗鼓罢了。 　　在这个领域中，那些不用负责的门外汉可以不断找到神秘兮兮的乐趣。有一个直通通的问题，比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那个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纸面上的四字母脏词④是怎么来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那答案会提出令人难堪的新问题。现在我们就词论词。它来自peig。这是个让人厌恶的、刻毒的印欧语词，意为邪恶和敌意，咒骂话中少不了它。后来它成了poikos，再后来变成日耳曼语的gafaihaz和古英语中的gefah，意为仇敌。在日耳曼语中，它从poik-yos又变成faigjaz，在古英语中则为faege，意为注定要死，于是生出fey（苏格兰语，意为注定要死的）。在古英语中，它又成为fehida，于是有了feud（世仇）一词；在古荷兰语中则为fokken。不知怎的，从这些词出发，它变成了英语中最厉害的骂人话之一，意思是“不到时候你就死！”现在，这一出不得口的恶意已经深埋在那个词的最里面，而其外表则显示它自己不过是一个脏词。 　　『④指英语fuck，意为性交的一个脏词。』 　　Leech（水蛭，蚂蟥）是个迷人的词。它是一个指医生的古词，同时又指水生动物水蛭（Sanguisugus），古代医生用它吸吮人血而治病。两个意思天南地北，但这里却发生了类似生物拟态的现象：作为医生的leech，是用leech这个虫子来治病的人；leech这个虫子又成了医生的标志。作为医生的leech来自印欧语leg，意为收集，这个词派生出许多意为讲话的词。Leg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lekjaz，意为会念咒语的人、巫士。在古英语为laece，意为医生（在丹麦语中，医生一词仍为laege，在瑞典语中为lakare）。由于leg有收集、挑选和讲话等意思，于是产生了拉丁语legere，由此而有了lecture（讲课）和legible（字迹清楚易读的）等词。希腊语中，它成了legein，意为收集和讲话；leg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者）等词由此而生。leg在希腊语中进一步变为logos，意为道理。 　　上述一段演变史听起来头头是道，凿凿可信，医生们会乐意读一读。然而，另一种leech，那种虫子，依然存在。它的来历还不清楚。不过，它在语言中的演变跟作为医生的leech同时开始，在古英语中以laece和lyce出现，这两个词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虫子，同时又具有医学上的重要性。它还有了寄生的意思，也就是靠别人的血肉而生活。后来，大约受了中古英语AMA⑤的影响，leech一词渐为那虫子所专有，而医生则称为doctor，来自Jek，意为接受，后来意为教导。 　　『⑤AMA，美国医学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英文缩写，不是什么中古英语。这里戏讽该协会具有垄断性。』 　　Man（人）这个词没有发生变化。在印欧语中就是man，意义相同。但另外两个表示人的词却是来历蹊跷。一个是dhghem，意为土；它在日耳曼语中变为guman，在古英语中为gumen，在拉丁语中则成为homo和humanus。从这些词，我们有了human（人类）和humus（腐殖质）。另一个表示人的词含有同样的警诫之意⑥，但却把讯息倒传回来。这个词就是wiros，在印欧语中意为人，在日耳曼语中为weraldh，在古英语中为weorold，后来令人吃惊地形成了world（世界）一词。 　　『⑥据基督教，上帝警诫人说，你从土里来，还要到土里去。（见圣经·创世纪 3·19）』 　　搞这门科学看来真不容易。你会想，一个表示土的词产生出一个表示人的重要的词，而表示人的一个古词后来成了表示世界的词，那就可能发现表示土的其他词也会有平行发展的情况。否：印欧语中倒是有一个词ers后来变成了earth（土），而据我所知，人们只提到它演化出表示一种动物的词，它就是aardvark（土豚）。 　　我很高兴在我钻进这门学问之后，我的大脑有着半透性的记忆力。假如你不得不一边讲英语一边在脑子里还要把所有单词的词根过字幕一样过一遍，一直追溯到印欧语那里去，那你免不了从自行车上栽下来。说话是件自动的事。你也许会一边说话一边寻找字眼，但你的大脑里有些代理人可以替你找，而你对这些代理人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假如你硬要去想什么印欧语，那保你会时时语塞，或者会唠叨不清（babbling，来自baba，意为说话不清；在俄语为balalayka；拉丁语balbus，意为笨伯；古法语baboue，后来产生了baboon（狒狒）；希腊语barbaros，意为外来的或不礼貌；梵语babu，意为爸爸）。不一而足。 　　在探讨stigmergy一词的时候，我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在寻找有没有别的词表示刺激和激励工作，结果遇见了toeggon（督促，鼓励）。这里的egg来自ak，表示锋利，在日耳曼语中加了后缀为akjo，意为刀锋；在古挪威语为akjan，具有了egg的意思，亦即刺激、刺棒；同一个词根到了古英语，出现了两个词：aehher和ear，表示玉米的穗（corn，这里又节外生枝了，它来自greno，指粮食，后来到了古高地德语成为korn，在拉丁语为granum，在古英语为cyrnel，于是生出kernel——谷粒）。不过，从ak来的egg和ear不是真正的egg（卵、蛋）和ear（耳朵）。真正的egg（蛋）来自awi，意为鸟，到了拉丁语成为avis（鸟）和ovum（蛋）（当然，不知先有鸟还是先有蛋），在希腊语中成为oion，与spek（看见）合并为awispek，意为“观鸟的人”，它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auspex，意为观察飞鸟预言凶吉的占卜官。 　　真正的ear（耳朵）起先是ous，后来成为日耳曼语的auzan、古英语的eare、拉丁语的auri；演变的途中与sleg（松弛的）结合，成为lagous，意为“耳朵下垂的”，这个词后来成为lagos，这是希腊语的“兔子”。 　　一旦上了这条路，你就没法停下来，甚至想回转原地都不成。Ous成了aus又成了auscultation（听诊），听诊是医生（leeches，来自leg）谋生（living，来自leip）的手段，除非他们是法律界的（legal，来自leg）leeches，但顺便补充一句，这些leeches跟律师（lawyer，来自legh）又不是一回事儿。⑦ 　　『⑦这里暗骂律师为吸人血的蚂蝗。』 　　行了，这些就足够了（enough，来自nek，意为获得，后为日耳曼语的ganoga和古英语的genog，还有希腊语的onkos，意为负担，于是有了oncology——肿瘤学），对此你可以有基本的（general，来自gene）概念（idea，来自weid，后来成为希腊语的widesya又变为idea）了。不过也很容易断了思路（thread，来自ter，意为摩擦、绞——twist，兴许termite——白蚁也是从这里生的呢）。——喂，你在听着吗？ 　　关于几率和可能性 　　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之中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于是你会想，仅仅在这世界上存在这一件事实，就会让我们大家惊喜莫名。遗传学上的各种可能性多得惊人，而可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没运气。 　　若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的存在在统计学上的几率更是小得惊人。整个宇宙之间，物质的可预测的常态乃是随机性，是某种大致的平衡。各种原子及其粒子乱纷纷四散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则是完全组织好的物质结构，每一条共价键都有信息在蠕动着。我们活着，靠的是在电子被太阳光子激发的一霎那就捉住它们，偷来它们每一次跃迁时释出的能量，把这些能量存入我们自己错综复杂的回路里。我们的本性是违反概率的。能够有条不紊地这样做，又是这么千态万状，从病毒到巨鲸一起都这样做，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而在我们生存的数十亿年中成功地继续了这一努力，没有漂回到那随机状态，这简直就是数学上的不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使我们这一物种的每一个成员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人此刻都是三十亿中的一个，每一个都在描述着生的机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细胞的表面都载有特殊蛋白质构型的标记，每个人都可由指尖那块皮上的指纹，甚至还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气味辨认出来。——这么讲下去，你会觉得越来越惊异。 　　我们活着而没有怎么感到惊异，这件事实大概并不令人惊异吧。毕竟，我们对于不可思议已经惯见不惊了。我们生于斯而长于斯，已经象安第斯山里的土民一样，适应于这一海拔高度了。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惊异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组成我们的粒子都还要回归那混沌的世界。 　　此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其实并不象看上去那样，是一些绝对的、纯粹的实体。我们有种平凡感，这也使我们的惊异减轻。诚然，在我们的细胞和组织中，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有生物学上的隐私（比如，除了同卵双生子以外，三十亿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对对方细胞膜的一小部分都能加以辨认并且排斥），但在我们的头脑中，却存在某种滑动。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说，他的头脑在任何程度上有着象由指纹或组织抗原所规定的那种特殊性。 　　人的大脑是大地上最公开的器官。它向一切开放、向一切发出讯息。当然，它掩藏在头骨之中，秘密地进行着内部的事务。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是其他头脑里已经想过的东西的直接结果。我们在大脑之间传递着思想，如此具有强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类的众多大脑在功能上常常显得是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想想这一点，可真是令人惊讶。关于自我的整个可爱的概念——认为自我具有自由意志、自由进取心，是自主的、独立的孤岛这种古老的奇思妙想，原来是一个神话。 　　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那个神话的一门科学。如果你能用某种类乎放射性同位素的东西，给我们周围象浮游生物一样不断游动的所有人类思想的片片断断都作上标记，也许你能从整个过程中看出某种系统的秩序吧。但为什么实际上整个过程看上去又几乎完全是杂乱无章的呢？那你这种视象一定有误。如果说，我们拥有这样复杂、有时看起来这样强有力的一个器官，在这样广大的规模应用它，只是为了制造某种背景噪声，那是说不过去的。在断片的谈话、几纸往日的书信、书刊的断帐残篇、关于老影片的回忆以及纷乱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掩盖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号存在。 　　或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学着使用这个系统，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整个的进化过程几乎还都在后头。也许，我们今天产生并在大脑之间疾速传播的思想，就好象在香港和波士顿的宴会桌上同时讲着的笑话，就好象我们发式的突然改变，就象今天流行的所有爱情歌曲。它们不过是日后更复杂的聚合结构的原始阶段，可以跟生物进化早期漂游在浅水洼里的原核细胞相提并论。后来，时机适宜的时候，那些片片断断之间出现了融合与共生，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维的后生动物，看到思维彼此生长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这样的机制已经存在，并且无疑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迄今为止的全部产品基本上还是些断片。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候还极其短暂，不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在这几千年中，人类思想一直是斑斑块块地分散在地球各处。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有某些规律，规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运行的临界浓度和质量。只有到了本世纪，我们才大规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开始融合，而从今往后，这一进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进展顺利，前景相当可观。很侥幸，我们已经看到，点点滴滴交流的思想汇集成今天的艺术和科学的结构。作到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断片在大脑之间传播起来，直到某种自然选择作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也是适者生存。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在他们出现时让我们惊倒的，总是那些突变型。我们已有过这么几个，他们象彗星一样，周期性掠过人类思想的原野。他们对于从其他头脑倾泻而来的信息有着稍为不同的感受器，还有着稍为不同的处理机器，因此，经他们的大脑流出来再汇入整个大流的是新东西，充满了种种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从他那儿来、汇入音乐大流的，是原基。在这个意义上，《赋格的艺术》和《马太：受难曲》，对于人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是前额有了新的大脑皮层。 　　但是，从今往后，我们也许不会这样依赖于突变型。或者，我们周围有了更多的突变型，多到我们认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执着的交流，需要更多开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声，还需要更多一点的运气。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作为参与者，我们对事物的进程没有选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我的劝告是，站开点，给这个进程让点地方。 　　世界最大的膜 　　站在月亮上远望地球，让人惊讶得敛声屏气的事儿是，它活着。从照片上看，近景中干燥的、备受击打的月球表面，死沉沉如枯骨。高高地漂浮于天际，包着那层湿润的、发光的、由蓝天构成的膜的，是那正在升起的地球。在茫茫宇宙的这一方，唯它才是生机四溢的活物。假如你能看上足够长的时间，你会看到大块盘旋的白云半掩着陆地，陆地隐现于白云之中。假如你能看到从很远古的地质纪年的演化，你就会看到大陆本身也在移动，看到它们在地火的推动下，在地壳的板块上漂移。看上去，地球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自成一体的生物，满载着信息，以令人叹羡的技巧利用着太阳。 　　在生物学上，从无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须能获取并抓住能量，贮存起准确的需要量，然后再把它均衡地释放出来。细胞会这样做，它里面的细胞器也会这样做。每一个生命集合都在太阳能的粒子流中摇摆不定，从太阳的代谢物中攫取着能量。为了活着，你必须能够跟平衡抗争，能够保持不平衡，积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处理这样的事务。 　　地球活起来之后，它就开始构造自己的膜，其基本的目的就是处理太阳能。起初，在地球上由水中的无机成分合成肽与核苷酸的前生物期，除水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紫外线的辐射。最初的稀薄大气直接来自地球慢慢冷却时的排气过程，其中只有丝丝缕缕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氧气。从理论上讲，水蒸汽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也能发生光解而产生氧气，但量不会多。如尤里（Urey，H. C. ，1893～1981，美）指出，这一过程会有自我限制的作用，因为，光解作用所需的波长正是氧气所屏蔽的波长。氧气的制造几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 　　氧的制造需等待光合细胞的出现。它们生存的环境，必须有充足的可见光以便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又必须遮蔽，不受那致命的紫外线的照射。伯克纳（Berkner，L. V. ，1905～1967，美）和马歇尔（Marshall）推算出，绿色细胞必须生存在约十米深的水下，很可能是在水塘里，这些地方水比较浅，没有很强的对流（海洋不可能是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说，向大气释放氧气是进化的结果。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进化乃是有了氧气的结果。你怎么说都通。一旦光合细胞——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蓝绿藻——出现，未来的地球呼吸机制就形成了。从前，大气中氧的水平增高到今天氧气浓度的百分之一时，地球上的厌氧生物便受到了威胁，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带有氧化系统和ATP（三磷酸腺苷）的突变型。有了这些，我们来到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阶段，千万种会呼吸的生命，包括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就可以滋生繁衍了。 　　伯克纳提出，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新生的爆炸，象大规模的胚胎学的转化一样；两次飞跃都有赖于氧的水平突破某一临界值。第一次飞跃，氧的浓度达到了现在水平的百分之一，遮挡住相当的紫外线，使细胞能够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层水域。这一变化发生在大约六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这一时期的地质记载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证明了这点。第二次飞跃，出现于氧的浓度达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时候，距今约四亿年，这时，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臭氧层，减轻了紫外线幅射，使生命可以从水中出来，移居到陆地上。从此以后，生物的发展便畅通无阻，除了生物创造性的限度外，再没有什么能限制物种的发展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我们极其有福。氧气吸收的，正是紫外线光谱带中对核酸和蛋白质最具杀伤作用的部分，而同时它又允许光合作用所需的可见光充分通过。如果不是氧气的这种半透性，我们不会这样进化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也呼吸。伯克纳提出，氧气的生产和二氧化碳的消费，也许存在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有赖于地球上动植物的相对繁盛，而几次冰期则代表呼吸的暂停。植物的过分繁茂可能曾使氧的水平高于今天的浓度，于是相应地引起二氧化碳的耗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可能损坏了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为大气层保持着来自太阳的热量，温室损坏，热量就从地表辐射散失。气温的下降又反过来抑制了很大部分生物的生长。一阵长长的叹息，氧的水平可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伯克纳推测，这就是使大型爬行类动物所遭到的灾难。它们的块头在一个含氧丰富的大气环境中还不成问题，但此时它们遭到了氧气耗尽的厄运。 　　现在，我们有离地球表面三十英里处的一层薄薄的臭氧层。它保护我们不受致命的紫外线的损害。我们很安全，通风良好，安然无恙。如果我们能避免那些可能乱鼓捣臭氧层、或者可能改变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的话，氧气还不是我们的大患，除非我们放手进行足够次数的原子爆炸，去杀死海洋中的绿色细胞。如果我们这样干，当然，那就是拉着绞绳往自己脖子上套。 　　大气是全然没有人情味的，本来很难跟它动感情。然而，它却又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产物，就象葡萄酒和面包。总的来讲，天空是奇迹般的成就。它在运行着，就它的设计功能来说，它就象自然界的一切一样运行无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想象出什么办法使它更加完善，我们能作的，也就是偶尔把某一块云从一处移往别处。用“偶然”来解释天空这样的宏伟建筑是解释不通的。叶绿体的出现，也许有点幸运的成分，然而，一旦这些东西登场，天空的进化就绝对是命中注定了。“偶然”暗示着有替换物，暗示着有其他的可能性、不同的出路。在腮、鳔、前脑之类细节问题上，“偶然”可能起了作用。但天空的造成不会是这样。对于它，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应该称颂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 　　它为我们而呼吸。它还为我们的欢乐保护着我们。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它们被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地球的表面早就会象月球表面一样，在流星的轰击下化为齑粉。尽管我们的感受器还没有灵敏到听见那轰击，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我们会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就象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 　　译后记 　　这本书讲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的大题目。一个博通古今哲学的学问家，对它一定大有可说。可译者却是一个普通的、顶多是个热情的读者，对它决无评判的力量。这里仅就所了解到关于作者的一鳞半爪，写出如下译后记，或许能使愿意看完的读者不觉得枉费时光。 　　医生、生物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并领导了好多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他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托马斯写书，看来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么，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里。主编是托马斯自实习医生时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月刊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他得此机会，自然乐于应命，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的总编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改，原样成书。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托马斯写书，实非偶然。用句中国的老话说，此老前身合是诗人。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曾发表过诗作。作实习医生时，受同事怂恿，他经常写诗，赚取稿酬，在献血之外，用以补贴不足的日用。从可以见到的部分诗作看来，显然存在济慈的遗痕，只不过在优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报》的一篇《黄金时代》，是关于未来的热核战争的，写出他对人类前途的殷忧和悲悯。不知为什么，珍珠港之后，托马斯把他的诗笔连同梵阿铃一起，束之高阁，而专心于严峻的科学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