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 　　“整座塔楼？”克拉夫特教授问道。 　　她是第一个说话的人。其他人都盯着罗宾和维克图瓦，脸上的表情是不同程度的难以置信。就连克拉夫特教授在大声说出这个主意可能的影响时，也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神情。“那是几十年、几百年的研究成果，一切都将被埋葬，都将遗失，噢，谁知道有多少……”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这对英国的影响将要严重得多，”罗宾说，“这个国家靠白银维持运转。英国的血管里流淌着白银，没有白银它就活不下去。” 　　“他们会重建一切——” 　　“假以时日的话，是的，”罗宾说，“但是在那之前，英国之外的世界将有时间集结起来实施防卫。” 　　“那中国呢？” 　　“英国不会开战了，它不会再有那个能力。你们知道，战舰靠白银提供动力。白银养活了海军。在巴别塔被毁之后的几个月，也许是几年里，英国将不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度。至于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准。” 　　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正如格里芬所预言的那样。个体在恰当的时机做出选择，这就是对抗历史潮流的办法，也是改变历史前进方向的办法。 　　而到最后关头，答案是如此醒目：他们只需要拒绝参与其中。一劳永逸地拒绝让他们的劳动和劳动成果成为贡品。 　　“不可能就是这样，”朱利安娜说，她的声调在句尾上扬，她是在提问，而不是宣告立场，“一定还有——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他们将在日出时对我们发动强攻，”罗宾说，“他们会开枪打死我们当中的几个以儆效尤，然后用枪逼迫剩下的人就范，直到我们开始修复损失。他们将给我们戴上枷锁，强迫我们工作。” 　　“但是街垒——” 　　“街垒终将倒下，”维克图瓦低声说，“它们只是墙而已，朱利安娜。墙是可以摧毁的。” 　　先是沉默，然后是让步，最后是接受。他们已经生活在不可能的处境之中；现在他们认知范围内最亘古不变的存在倒下，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觉得我们必须尽快逃出去，”易卜拉欣说，“在连锁反应启动之后立刻逃出去。” 　　可是你没法儿尽快逃出去。罗宾险些脱口而出，但他及时管住了嘴。反驳的理由显而易见。他们无法尽快逃出去，因为他们根本就逃不出去。镌字只念一遍远远不够。如果做得不够彻底，塔楼或许只会部分垮塌，剩余的部分还可以挽救，可以轻松恢复原状。那样一来，他们只能制造一些零星的损失和挫败感。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将一无所获。 　　不。要想让这个计划成功，要想给帝国造成无法恢复元气的打击，他们不得不留下来，留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念诵镌字，在尽可能多的节点上造成破坏。 　　但是他该怎么告诉这一屋子的人，他们必须去死呢？ 　　“我……”他开了个头，但话卡在喉间说不出口。 　　他不需要解释。他们全都明白了。一个接一个，他们全都想到了同一个结论，而他们眼中的神情令人心碎。 　　“我会一直走到最后，”他说，“我不打算要求你们所有人都和我一起，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埃布尔可以送你们出去，但是我想说的只是……我……我一个人无法完成这件事。” 　　维克图瓦双臂抱在胸前，目光望向别处。 　　“我们不需要所有人，”他继续说下去，不顾一切地想用话语填补沉默的空白，也许他说得越多，听起来就没那么可恶，“我想，语种肯定是越多越好，可以加强效果。当然，我们还要让塔楼的所有角落都有人，因为……”他顿了一下，“但是我们不需要所有人。” 　　“我留下。”克拉夫特教授说。 　　“我……谢谢您，教授。” 　　她无力地对他笑了笑：“我猜，反正我就算出去也得不到终身教职了。” 　　他看得出来，那一刻他们都在进行同样的权衡：将死亡的定局与离开塔楼会面对的迫害、牢狱之灾和可能的死刑做比较。从巴别塔活着出去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活下去。而罗宾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心中思量：能否接受在此刻奔赴死亡，以及死亡是不是更轻松的结局。 　　“你不害怕。”麦格哈娜对他说，又或者是在问他。 　　“对。”罗宾说。但他只能说出这一句。他自己也不明白心中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很坚定，但那也许只是肾上腺素的作用，也许他的恐惧和犹豫只是暂时被挡在一堵薄薄的墙壁后面，只要凑近细看，这堵墙就会轰然倒塌。“对，我不害怕，我……只是——我准备好了。但我们不需要所有人。” 　　“也许年纪比较小的学生……”克拉夫特教授清了清嗓子，“我是说，完全不了解刻银术的学生，他们没有理由——” 　　“我想留下。”易卜拉欣忧心忡忡地看了朱利安娜一眼，“我不……我不想逃跑。” 　　朱利安娜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她什么都没说。 　　“有办法出去吗？”优素福问罗宾。 　　“有。埃布尔的手下会把你们悄悄送出城外，他们已经答应了，他们正在等我们。但是你必须尽快离开。在那之后，你只能逃跑。我想你得一直逃跑，永远不能停下。” 　　“没有赦免的条件了吗？”麦格哈娜问。 　　“有，只要你为他们工作，”罗宾说，“只要你帮助他们将局面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这是莱蒂的提议，她希望你们知道。但你将永远被他们控制。他们永远不会放你走。她只透露了这些。他们将拥有你，而且让你对此感激涕零。” 　　听到这里，朱利安娜握住易卜拉欣的手。易卜拉欣用力捏住她的手指，两人的指关节都变得煞白。这幅场景是那么亲密，罗宾不禁眨眨眼睛，然后移开了目光。 　　“但我们还可以逃跑。”优素福说。 　　“你们还可以逃跑，”罗宾说，“你们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但我们可以回家。” 　　维克图瓦的声音轻柔得几乎听不见：“我们可以回家。” 　　优素福点了点头，他思索片刻，然后走过去站在她身旁。 　　他们就这样轻易地做出了谁逃走、谁去死的决定。罗宾、克拉夫特教授、麦格哈娜、易卜拉欣和朱利安娜站在一边。优素福和维克图瓦站在另一边。没有人为自己辩解，没有人哀求，没有人改变心意。 　　“那么，”易卜拉欣看起来非常渺小，“什么时候——” 　　“日出的时候，”罗宾说，“他们将在日出的时候进攻。” 　　“那我们最好开始堆放银条，”克拉夫特教授说，“而且，既然只有一次机会，那我们最好把它们安放得恰到好处，。” 　　“怎么说？”埃布尔·古德费洛问，“他们正在慢慢向我们靠近。” 　　“让你的人回家吧。”罗宾说。 　　“什么？” 　　“尽快。撤离街垒，赶紧去逃命。时间不多了。那些守军——他们不再在乎平民的伤亡了。” 　　埃布尔领会了罗宾的意思，他点了点头：“谁和我们一起走？” 　　“只有两个人。优素福，维克图瓦。他们正在道别，很快就会做好准备。”罗宾从外衣内侧的口袋里抽出一个严严实实的包裹，“还有这个。” 　　埃布尔想必从罗宾的表情和声音中读出了什么，他眯起了眼睛：“那你们其他人留在里面打算干什么？” 　　“我不该告诉你。” 　　埃布尔拿起那个包裹问：“这是遗书吗？” 　　“是书面记录，”罗宾说，“它记录了这座塔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的主张。还有份备份，只是为了以防遗失。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把这个运出去。在英国各地把它印制成书。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什么。让他们记住我们。”埃布尔看起来想要争辩，但罗宾摇了摇头，“拜托了，我已经下定决心，再说也没多少时间了。我不能解释这一切，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问了。” 　　埃布尔端详了他片刻，接着，他似乎重新想了想要说的话：“你打算结束这一切？” 　　“我们准备试试。”罗宾感到胸口十分憋闷。他实在是精疲力竭。他想蜷缩身体躺在地上好好睡一觉。他想让这一切都宣告终结。“但是今晚，我不能告诉你更多细节了，我只想请你离开。” 　　埃布尔伸直手臂：“那，我猜该说再见了。” 　　“再见。”罗宾握了握他的手掌，“噢——那些毯子，我忘了——” 　　“别管了。”埃布尔伸出另一只手覆在罗宾的手上。他的手掌是那么温暖、那么踏实。罗宾感觉喉头发酸，他很感激埃布尔让道别变得简单，没有强迫他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必须赶紧动身，坚定地走向最后的结局。 　　“祝你好运，罗宾·斯威夫特，”埃布尔用力握紧他的手，“上帝与你同在。” 　　在日出之前的几小时里，他们将数百根银条堆成金字塔形，布置在塔楼上下易受攻击的结构点上：地基承重点周围，窗户下方，墙壁和书架旁边，还围绕着语法汇编摆出了一座座名副其实的金字塔。他们无法预测这场破坏的规模和强度，但尽自己所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敌人几乎不可能从废墟中抢救出任何材料。 　　维克图瓦和优素福在凌晨一点离开。他们的告别简短而克制。这是一场无比艰难的离别。有太多话要说，然而又无话可说。每一个人都在极力隐忍，生怕打开宣泄的闸门。如果说得不够，他们将永远心存遗憾；如果说得太多，他们将永远不忍心离开。 　　“一路平安。”罗宾抱住维克图瓦，喃喃地对她说。 　　她挤出一声干笑：“会的。谢谢你。” 　　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过了很长时间，最后所有人都告辞，好给他们留出独自相处的空间。会客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终于，她后退一步，向四周看了看，目光慌乱地来回游移，似乎不确定该不该开口。 　　“你觉得这样行不通。”罗宾说。 　　“我没那么说。” 　　“你是这么想的。” 　　“我只是对我们要做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声明感到惊恐。”她抬起双手，随即又放了下来，“而他们只会把这看作一次暂时的挫败，可以弥补。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想表达的意思。” 　　“说到这个，我觉得他们从来都不会听我们在说什么。” 　　“是啊，我也觉得。”她又哭了起来，“噢，罗宾，我不知道该怎么——” 　　“走吧，”他说，“给拉米的父母写信，好吗？我只是——他们有权知道。” 　　她点了点头，最后一次紧紧握住他的手，然后飞似的冲向大门，冲向等在草坪上的优素福和埃布尔的手下。最后一次挥手。维克图瓦的表情在月光下显得十分煎熬。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接下来再也无事可做，除了等待结局。 　　人是如何与自身的死亡实现和解的呢？根据《克力同》、《斐多》以及《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记载，苏格拉底赴死时毫无悲愁，反而超乎寻常地镇定，甚至多次拒绝让他逃跑的恳求。事实上，他是那么豁达而超脱，那样深信死亡的公平，因此，他用他的理性思辨、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正义之道一遍又一遍地开解他的友人，就连他们为他痛哭时也不例外。在罗宾第一次涉猎古希腊语文本时，苏格拉底对自身生命终结完全无动于衷的态度曾令他深受震撼。 　　当然，抱着这样豁达的态度赴死更好、更轻松。没有疑虑，没有恐惧，心中安宁。在理论上，他可以相信这一点。他时常将死亡视为一种解脱。从莱蒂向拉米开枪的那一天起，他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死亡的梦想。他喜欢将天堂想象成绿草如茵、山丘绵延、天空湛蓝的乐土，他和拉米可以坐在那里一边聊天，一边欣赏永恒的日落。但是这样的幻想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安慰，相比之下，他依然认为所有死亡都意味着虚无，意味着一切的终止，无论是疼痛、苦恼还是令人窒息的可怕悲伤。既然一切都化为乌有，那么死亡当然意味着安宁。 　　然而，当这一刻来临时，他还是惊恐万分。 　　完成手头的工作后，他们坐在会客大厅的地板上，在群体的沉默中寻求慰藉，聆听彼此的呼吸。克拉夫特教授犹豫是否宽慰他们，她从记忆中翻找出关于这一人类终极困境的古老名言。她同他们谈起塞内加的《特洛亚妇女》，谈起卢坎笔下的乌尔提尤斯，谈起加图和苏格拉底的殉道之举。她向他们引用西塞罗、贺拉斯和老普林尼的名言。死亡是大自然最珍贵的馈赠。死亡是更优越的状态。死亡将不朽的灵魂从肉身释放。死亡是超越。死亡是勇敢之举，是光荣的反抗之举。 　　塞内加这样描述加图的死：una manu latam libertati viam faciet。 　　维尔吉尔这样描述狄多的死：Sic，sic iuvat ire sub umbras。 　　这些话他们全都没听进去。没有一句触动他们的心，因为关于死亡的理论学说永远不可能触动他们。永恒的终结近在眼前，面对这条无法撼动的界限，语言和思想都无能为力。尽管如此，她沉着坚定的声音依然是一种安慰，他们任由这声音在耳边起伏，在最后时刻带来短暂的平静。 　　朱利安娜向窗外瞥了一眼：“他们穿过草坪来了。” 　　“还没日出呢。”罗宾说。 　　“他们行动了。”她直截了当地说。 　　“好吧，”克拉夫特教授说，“我们最好开始行动。” 　　他们站起身来。 　　他们无法一同面对结局。每个男人和女人都要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守在分散在建筑各层、各个侧厅的白银金字塔旁。这样的布置是为了避免塔楼留下任何完好无损的部分。当轰然倒塌的墙壁将他们掩埋时，他们都将是孤身一人。正因如此，在最后一刻不断逼近时，分别显得无比艰难。 　　泪水不断从易卜拉欣脸上滑落。 　　“我不想死，”他低声说，“肯定有别的办法——我不想死。” 　　他们都有同感，都在绝望中抱着一丝逃脱的希望。在最后的时刻，几秒钟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说，他们做出的这个决定无比美好。从理论上说，他们将成为殉道者、英雄和改变历史轨迹的人。但是这些都无法安慰他们。在那一刻唯一重要的是：死亡是痛苦的、骇人的、永恒的，而他们谁都不想死去。 　　不过，尽管他们浑身发抖，但没有一个人精神崩溃。毕竟，逃脱只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军队已经出动。 　　“不要耽误时间了。”克拉夫特教授说，于是他们登上楼梯，在各楼层就位。 　　罗宾留在会客大厅中央破碎的枝形吊灯下，在他周围，是八座和他一样高的、用银条堆成的金字塔。 　　他深吸一口气，望向大门上方的时钟，看着秒钟转动。 　　牛津的钟楼在很久以前就停止了运转。最后一分钟不断迫近，唯一能显示时间的只有几座落地摆钟同步发出的嘀嗒声，每层楼的落地摆钟都放在相同的位置。他们选择在六点整行动。这是他们随意选择的结果，但他们需要一个最终时刻，让心中的意愿具象化为不可撼动的事实。 　　距离六点还有一分钟。 　　他颤抖着长舒了一口气。他的思绪四处飘荡，拼命搜索除了眼前这件事之外的任何可以思考的东西。他想不起前后连贯的记忆，只有异常具体的细节：海上空气潮湿的咸味，维克图瓦长长的睫毛，拉米在肆意大笑之前的短暂停顿。他紧紧抓住这些记忆，尽可能在这些记忆里停留得久一些，不肯让思绪游离到其他事情上。 　　还有二十秒。 　　“穹顶与花园”咖啡馆的司康温热厚重的口感。派珀太太粘着面粉的美好拥抱。黄油柠檬饼干在舌尖融化的甜蜜感觉。 　　十秒。 　　麦芽酒的苦味。格里芬讽刺的苦笑。鸦片的酸腐气味。老图书馆的晚餐，香料味十足的咖喱，还有放多了盐、底部烤煳的土豆。欢笑，响亮的、绝望的、歇斯底里的欢笑。 　　五秒。 　　微笑的拉米。伸出手的拉米。 　　罗宾将手放在最近的一堆白银上，闭上眼睛，低声念道：“Translate。翻译。” 　　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空间，像海妖的尖叫一般在他体内回荡。死亡短促而尖厉的声音在塔楼上下此起彼伏，每一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没有人临阵退缩。 　　罗宾长舒了一口气，他浑身颤抖。没有犹豫的余地。没有害怕的时间。他将手移到旁边一堆银条上再次低语：“Translate。翻译。”再一次。“Translate。翻译。”然后再一次。“Translate。翻译。” 　　他感受到脚下的地面在震动，他发现墙壁在颤动，书本纷纷从书架上翻落。头顶响起了某种呻吟。 　　他以为自己会害怕。 　　他以为自己会一心想着疼痛，想着八千吨砖石一下坍落在他身上是什么感觉，想着死亡是瞬间来临还是缓缓蚕食他的生命，砸断他的四肢，让他的肺在不断缩小的空间里绝望地扩张。 　　但是，真到了这一刻，最让他震惊的是其中的美感。银条在歌唱，在颤抖。他认为它们是在试图表达关于它们自身的某种无法言说的真相：翻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白银所描述和表现的是纯粹的语义领域，人类永远无法、也不可能了解这个领域，巴别塔的事业从创立之初就注定不可能完成。 　　因为，亚当的语言怎么可能存在呢？此刻想起这个说法，他只觉得可笑。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所有人都能完美理解的语言。不存在有望成为亚当的语言的候选，无论是英语还是法语，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通过欺凌和吸收其他语言成为独一无二的霸主。语言就是差异，是成百上千种不同的看待世界、在世界上行走的方式。不，它们是包含在一个世界中的上千个世界。而翻译就是为了在这些世界之间行走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无论这种努力是多么徒劳。 　　他回到了在牛津的第一个早晨，和拉米一起爬上洒满阳光的小山坡，手里提着野餐篮。接骨木花饮料，热乎乎的圆面包，口味刺激的奶酪，甜点是巧克力挞。那一天的空气里飘荡着承诺的气味，整座牛津城都在闪闪发光，而他正在坠入爱河。 　　“真奇怪，”罗宾说，那时的他们已经迈入坦诚相待的阶段，对彼此说话时不假思索，也无须担心后果，“好像我已经认识你一辈子了。” 　　“同感。”拉米说。 　　“但这不可能啊，”罗宾说，尽管接骨木花饮料里没有酒精，但他已经醉了，“因为我认识你还不到一天，可是……” 　　“我想这是因为，我说话的时候你在听。”拉米说。 　　“因为你很迷人啊。” 　　“因为你是个出色的翻译者，”拉米身体后仰，手肘撑地，“我认为这正是翻译的本质，也是所有话语的本质。听别人说话，试着超越你自身的偏见，去体会他们想要诉说的内容。你向世界展示自己，同时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你。” 　　天花板开始崩塌。最先落下的是雨点般的小块砾石，接着是整块的大理石、暴露在外的木板和折断的横梁。书架纷纷倒塌。阳光从原本没有窗户的地方渗进室内。罗宾抬起头，看着向他塌陷下来的巴别塔，看着塔楼之外、日出之前的天空。 　　他闭上眼睛。 　　其实，从前他也曾等待死亡到来。他直到现在才想起，他与死亡打过照面。只是没有这么突然，没有这么猛烈。尽管如此，行将消亡的记忆仍然闭锁在他身体深处：了无生气的闷热房间，瘫软无力的身体，关于结局的梦境。他记得那种寂静，那种安宁。当窗户砸落下来时，罗宾闭上眼睛，想象着母亲的脸。 　　她在微笑。她呼唤着他的名字。 尾声 　　维克图瓦 　　维克图瓦·德格拉夫一直擅长生存。 　　她深知生存的关键在于拒绝回首往事。即使在她骑马穿过科茨沃尔德向北疾驰、弯腰低头避开迎面抽来的树枝时，她心中的一部分依然想留在塔里，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感受墙壁坍塌。如果他们必须死，那她也想与他们一同埋葬。 　　但是生存要求她斩断羁绊。生存要求她只看将来。谁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今天发生在牛津的事件是不可思议的，其后果也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件史无前例。帝国被击中了要害。这一次，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是，维克图瓦已经见惯了不可思议的事。她的祖国的解放甚至在成为现实的那一刻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法国或英国，没有人相信奴隶会要求得到解放，就连最激进的拥护普遍自由的那帮人也不相信，他们从不认为奴隶这种“生物”属于理性的、拥有各项权利的、开明进步的人类。1791年8月海地革命的消息传出两个月之后，让·皮埃尔·布里索（他本人是废奴组织“黑人之友”的创始成员）向法国议会宣称，这一定是假消息，毕竟任何人都知道，奴隶根本没有能力进行如此迅速、协调的公然反抗。革命开展一年之后，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场动乱很快就将平息，局面将恢复常态，而常态则意味着白人对黑人的统治。 　　当然，他们错了。 　　但是，在亲身经历的历史之中，又有谁能理解自己在整幅历史画卷中的角色呢？在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维克图瓦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来自世界上的第一个黑人共和国。 　　在遇见赫耳墨斯社之前，这就是她知道的全部： 　　1820年，她出生在海地。同一年，海地国王亨利·克里斯托夫因为担心政变而自尽。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逃亡到一位英国救命恩人位于萨福克的家中。维克图瓦的母亲是流亡王后的女仆，她也一同出逃。母亲总是将这次旅程称为她们的大逃亡。刚一踏上巴黎的土地，她便拒绝再将海地视作家乡。 　　维克图瓦对海地历史的认知包括：黑夜中的咒骂；一座名为无忧宫的壮观宫殿，那是新世界第一位黑人国王的居所；持枪的人们；她无法理解的、含混不清的政见分歧，正是这些分歧迫使她背井离乡，流落到大西洋彼岸。作为一个孩子，她知道自己的祖国是个充满暴力和野蛮权力斗争的地方，因为在法国大家都这么说，而她那位流亡中的母亲也选择相信这种说法。 　　“我们很幸运，”她的母亲低声说，“我们活着离开了。” 　　但她的母亲没能活着离开法国。维克图瓦尔始终不明白，她的母亲身为自由人究竟为何会从萨福克被送往巴黎，在退休学者埃米尔·德雅尔丹教授家中劳作。她不知道自己母亲的朋友们对她做了怎样的许诺，其中又是否涉及金钱交易。她只知道在巴黎，德雅尔丹府不允许她们离开，因为这里依然存在各种形式的奴役，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里是一片灰色地带，规则没有写在纸上，却不言自明。而当她的母亲病倒时，德雅尔丹一家没有去请医生。他们只是将生病的母亲关在房间里，然后等在外面，直到一位女仆进屋探了探她的呼吸和脉搏，宣布她去世的消息。 　　在这之后，他们害怕感染，便将维克图瓦锁在橱柜里不让她出来。然而，疾病还是传染了全家上下。医生们再次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疫病传播开来。 　　维克图瓦活了下来。德雅尔丹教授的妻子活了下来，他的女儿们也活了下来。教授死了，维克图瓦与那些声称爱她母亲、却以某种方式出卖了她的人们唯一的联系也随教授一同消失了。 　　这个家陷入了窘境。德雅尔丹夫人是个总绷着脸的金发女人，她不擅长记账，花钱大手大脚。家中入不敷出。他们解雇了女仆，理由是既然有维克图瓦，还留女仆做什么呢？一夜之间，维克图瓦背负起几十项杂活：生火、擦拭银器、打扫房间、端茶送水。但她没有接受过干杂活的训练。她从小接受的教育让她擅长阅读、写作和翻译，而不是操持家务。为此，他们经常责骂和殴打她。 　　德雅尔丹夫人的两个小女儿没有让维克图瓦得到任何安慰。她们总是兴高采烈地告诉来客，维克图瓦是她们从非洲救回来的孤儿。她们总是齐声吟唱：“从桑给巴尔来的，桑——给——巴尔！” 　　但这还不算太糟。 　　他们告诉她，她的处境同她所出生的海地相比还不算太糟，那里罪恶横行，正被一个无能且非法的政权推向无政府的贫困状态。他们说，能和我们在一起是你的幸运，这里是安全的文明开化之地。 　　她相信这一点。她无从得知其他任何说法。 　　她本可以逃跑，但是德雅尔丹教授夫妇一直将她关在家中，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以至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获得自由的法定权利。维克图瓦在法国的尖锐矛盾中长大：这个国家的公民在1789年发表了人权宣言，却没有废除奴隶制，而且保留了对奴隶的财产权。 　　解放是一连串巧合、智谋、资源和运气共同造就的结果。维克图瓦翻遍德雅尔丹教授的书信，想要找到一份契约或者任何能证明他确实拥有她和她母亲的文件。她始终没有找到。不过，她倒是得知有一个名叫皇家翻译学院的地方，教授年轻时曾在那里接受教育，事实上，教授曾给那个地方写信提起过她。他告诉那里的人，自己家里有个才华横溢的小女孩，记忆力出众，擅长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自己原本打算带她在欧洲巡回展览。也许他们有兴趣面试她？ 　　就这样，她为自己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德雅尔丹教授在牛津的朋友们终于回信，说他们很乐意请天资聪颖的德格拉夫小姐前往学院就读，并且会支付路费。这时，她觉得自己成功逃脱了。 　　但是维克图瓦·德格拉夫真正得到解放，是在她遇到安东尼·瑞本之后。直到她加入赫耳墨斯社之后，她才学会以海地人自居。她学会了为她的海地克里奥尔语感到自豪，为这种不完整的、有相当一部分已被遗忘的、与法语难以区分的语言感到自豪。（从前，每当她用海地克里奥尔语说话时，德雅尔丹夫人都会给她一记耳光。夫人总是说：“闭嘴。我告诉过你，你必须说法语，法国人的法语。”）她还了解到，对于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来说，海地革命并不是失败的实验，而是希望的灯塔。 　　事实上，她了解到革命总是无法想象的。革命将击碎你所熟知的世界。未来不是白纸黑字的定局，而是充满潜在的可能性。殖民者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这让他们惊慌失措，也令他们感到恐惧。 　　很好。就该如此。 　　此时此刻，她不确定要去往何方。她的外衣口袋里有几封信：有安东尼临别前的忠告，还有几位联系人的代号。他们在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巴黎还有朋友。也许有一天她会回到法国，但是现在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她知道爱尔兰有一处基地，不过眼下她只想离开欧洲。也许有一天她会回到家乡，亲眼看一看在历史上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海地。现在，她即将登上一艘驶向美国的航船。在那里，像她这样的人依然没有自由，但这是她能买到票的第一班船，而她需要尽快离开英国。 　　她还有那封格里芬写给罗宾的信。罗宾从未打开过它，然而她已经读了太多遍，读到可以背下来了。她记住了三个名字：马特利特，奥丽尔和鲁克。她可以在脑海中看到那封信的最后一句——仿佛事后才想起一般在署名前潦草写下的一句：不是只有我们。 　　她不知道这三个人是谁。她不知道最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她总有一天会明白的，而真相将让她眼冒金星、惊恐万分。但是此刻，它们只是象征着无数种可能性的悦耳音节，而可能性——希望——是她现在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她口袋里装着许多银条，衣服里也缝着银条，她带着那么多白银，以至于身体僵硬沉重、行动不便。她的眼睛哭得红肿，喉咙因抽泣而酸痛。她将死去的朋友们的面孔深深刻在记忆里。她不断想象着他们的最终时刻，想象着墙壁在他们周围坍塌时，他们所感受到的恐惧和痛苦。 　　她没有也不愿意回想她的朋友们当初鲜活而快乐的模样。不去想在最美好的年纪被夺去性命的拉米。不去想因为不知该如何活下去而摧毁一座塔楼的罗宾。她甚至不愿去想依然活着的莱蒂；如果知道维克图瓦还活着，莱蒂会追她追到天涯海角。 　　她知道，莱蒂不可能允许她自由徜徉。对莱蒂而言，哪怕想起维克图瓦都是一种威胁，一种对她生存的内核的威胁。维克图瓦的存在证明了她是错的，而且一直都是错的。 　　维克图瓦不让自己为这场友谊哀悼，这场友谊真实、可怕、充满伤害。以后自有她哀悼的时候。在海上航行的无数个夜晚，悲伤强烈得快要将她撕碎，她将后悔做出活下去的决定，她将诅咒罗宾将这个重担丢给她，因为罗宾是对的：他不是因为勇敢，他不是在选择牺牲。死亡是一种诱惑，而维克图瓦拒绝了。 　　现在她不能哭。她必须继续赶路。她必须逃跑，越快越好，哪怕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 　　她对自己即将遭遇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她知道自己将面对难以估量的残酷。她知道面前最大的障碍将是冰冷的漠不关心，而这种漠不关心诞生于一个深入人心的经济体系，这个体系赋予一部分人特权，却对另一部分人极尽压榨。 　　但她或许能找到盟友。或许她能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安东尼说，胜利是必然的结果。安东尼相信英国的客观矛盾将撕裂这个国家，而他们的运动将取得成功，因为帝国的繁盛从根本上是无法持续的。安东尼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机会。 　　维克图瓦比他更明白事理。 　　胜利不是必然。胜利或许已经初具雏形，但是他们必须通过暴力、苦难、殉道者和鲜血才能夺取胜利。胜利要靠智谋、坚持和牺牲来实现。胜利是一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游戏，其中充斥着历史的偶然，一切所谓的顺利都是人们努力的结果。 　　她无法知道这场斗争今后将采取何种形式。世界上还有许多战斗，许多战线，在印度、中国和美洲都有，对非白人或非英国人的剥削将这些战线联系为一个整体。她只知道，她将出现在每一个不可预测的转折点上，她将战斗到只剩最后一口气。 　　“Mande mwen yon ti kou ankò ma di ou。”当安东尼第一次问起她对赫耳墨斯社的看法、问起她是否认为他们有可能成功时，维克图瓦这样告诉他。 　　他绞尽脑汁，用所了解的法语来分析这句海地克里奥尔语的语法，最后还是放弃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问。 　　“意思是‘我不知道’，”维克图瓦说，“至少，当我们不知道答案或者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答案时，我们就会这么说。” 　　“那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 　　她对他眨了眨眼：“‘过一会儿再问我，到那时我就告诉你’。” 致谢 　　《巴别塔》讲述了不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辽阔世界，其中许多都是我本不了解的内容，如果没有与我分享知识的朋友们，我不可能创作出这个故事。我要依次感谢很多很多人： 　　首先感谢谢泼德·奔、埃希伯尔·舒尔茨、法拉赫·纳兹·里希、萨拉·莫卧儿和纳塔莉·热代翁，他们让我得以将罗宾、拉米和维克图瓦写得细致入微、令人同情。感谢卡罗琳·曼和艾莉森·雷斯尼克提供的古典学专业知识；感谢萨拉·福斯曼、沙乌迪亚·加纽和德安德烈·费雷拉在翻译方面的帮助；感谢我亲爱的耶鲁大学教授们，尤其是石静远、骆里山和何若书，他们塑造了我对殖民性、后殖民性以及语言对权力影响的思考。 　　最出色的哈珀旅行者(Harper Voyager)团队在大洋两岸予以我强力的支持。感谢我的编辑，戴维·波默里科和娜塔莎·巴登。也感谢弗勒尔·克拉克、苏珊娜·佩登、罗宾·沃茨、维基·利奇、杰克·伦宁森、米雷娅·奇里沃加、霍利·赖斯-巴图林和D.J.德斯米特。 　　感谢设计《巴别塔》的艺术家们：尼科·德洛尔、金伯利·杰德·麦克唐纳和霍利·麦克唐纳。 　　感谢汉娜·鲍曼，没有她，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感谢莉莎·道森事务所的整个团队，尤其是哈维斯·道森、乔安妮·法勒特、劳伦·邦考和莉莎·道森。 　　感谢朱利叶斯·布赖特-罗斯、泰勒·万迪克、凯蒂·奥内尔，以及“穹顶与花园”咖啡馆，他们让我得以在牛津度过陌生而伤感的几个月。感谢纽黑文的伙伴们：托希·奥涅布希、阿坎莎·沙阿和詹姆斯·詹森，感谢他们的比萨和欢笑。感谢巨蛋餐厅。 　　感谢蒂夫和克里斯经营的“科科的可可”咖啡馆，本书书稿的大部分都是在这家无比美妙、有可爱狗狗的跨次元咖啡馆里完成的。 　　感谢本内特，在创作《巴别塔》那漫长、孤独、可怕的一年里，他是我能希求的最好伴侣，他的建议塑造了故事中的许多细节。他想让大家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和赫耳墨斯社的名字都是他的创造，我有对文学的直觉，而他有奇思妙想。 　　最后，感谢妈妈和爸爸，我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 译后记 　　语词的盛宴 　　每一个对语言心存热爱的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巴别塔。 　　《圣经·创世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古老的时代，人们曾计划建造一座通天塔，以此传扬人类的功名。然而这番雄心却惊动了神祇：如果凡人能完成这一壮举，今后哪里还有人做不到的事？于是，神扰乱人类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到各地，建造通天塔的豪情就此化为泡影。后世将建塔之地称为巴别，这座塔也就得名巴别塔——在希伯来语中，“巴别”是“变乱、混淆”的意思。 　　巴别塔的传说有无数解读方式，其中最为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一点是：这座塔得以动工的前提，是天下万民语言统一，齐心协力。巴别塔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象征语言、翻译与交流的意象。 　　由此可见，“语言的力量”与“翻译的可能”是这本《巴别塔》重点探讨的主题之一。 　　自古以来，语言的力量始终是文学、文化和文明领域的重要母题。在书写材料相对稀少珍贵、文字传播受到诸多限制的古代，语言文字一度承载着某种不容忽视、令人敬畏的力量。许多宗教都有“言出法随”的理念，最典型的莫过于《圣经·创世记》中的那句：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中美洲玛雅人的创世神话中，众神在第三次创造人类之后才对自己的造物感到满意，而评判的标准之一就是人类能否用语言赞美众神。在欧洲的凯尔特神话中也经常出现“戒誓”，即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具备了超越话语本身的神秘约束力。即便在信息碎片化、机器可以迅速产出文字的当代，语言仍然是文化群体最璀璨的珍宝。每每提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时，我们总是将汉语视作最有说服力的典范。 　　语言之所以曾经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是因为语言的内核是思想。词语的外壳下包裹的是历史，是文化，是民族身份，是一方文明由诞生之初一路走过的全部记忆。 　　既然语言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与之相伴相生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翻译是否可能完美传达语言的精髓？ 　　这本书的回答同大部分翻译理论研究者的理念一致：没有完美的翻译。在第八章，普莱费尔教授在课堂上借用了翻译界众所周知的意大利俗语“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的概念。翻译是戴着镣铐舞蹈，是遗憾的艺术，是巴别塔的诅咒。幸运的是，在《巴别塔》的时空里，人们用刻银术化解了这种诅咒。白银将语言中无法翻译的微妙差异转化为物理的真实，让语言的古老魔法进一步成为对日常生活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力量。刻银术几近完美地解决了“不可译性”的问题，却丝毫没有减损语言本身的魅力。 　　《巴别塔》是一本充满文字游戏的小说，对于语言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场觥筹交错的盛宴。作者精心打造了数十对魔法镌字，在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乃至原始印欧语之间轻灵地跳跃，令人目不暇接。故事中许多人物的名字也都独具匠心。比如，“格里芬”(Griffin)在英语中的意思是“狮鹫”，这种神话生物常被视为勇气的化身。罗宾·斯威夫特这个名字则由两种鸟类构成：“罗宾”(Robin)意为“知更鸟”，这种不起眼的小鸟在英国文化中也是勇气的象征，《谁杀死了知更鸟》更是经久不衰的民间歌谣；“斯威夫特”(Swift)则是“雨燕”。这个名字看起来是书中人物的随意选择，却也与巴别塔这座“金鸟笼”暗中呼应。另外，普莱费尔(Playfair)教授的姓氏可以拆分为词组play fair，意思是“行事正直、光明正大”，这很难说不是一种讽刺。而“斯特林”(Sterling)这个名字同样一语双关：作名词时意为“高纯度的白银”，由此衍生出形容词“优秀”的意思，用在对刻银术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物身上再合适不过。 　　《巴别塔》的故事发生在平行时空，有些事件刻意与史实交错开来，但广州的十三行、伦敦的科文特花园和哈查德书店、牛津的喜鹊巷和王后巷咖啡馆都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读者甚至可以追随罗宾的脚步一一前去寻访，在文字游戏之外平添一份故事照进现实的乐趣。 　　不仅如此，罗宾在学习英语时所经历的好奇、困惑和恍然大悟想必也令许多读者感同身受。原来一个单词是由这样几个词根和词缀组合而成的；原来一个短语背后有这样的典故；原来外语和我们的母语之间竟然有如此相似或相反的表达逻辑。 　　这种体验在第二章罗宾初到伦敦时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逐渐理解了词语和句子的真正含义，它们不再让他困惑不已，但在许久之后，它们仍然会让他产生有趣的联想。在他的想象中，Cabinet（内阁）就是一排排巨型cabinet（橱柜），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像玩偶一般衣着光鲜的男人们。他觉得Whigs（辉格党人）得名于他们的wig（假发），而Tories（托利党人）则得名于年轻的Victoria（维多利亚）公主。在他的想象中，Marylebone（玛丽勒本区）由marble（大理石）和bone（白骨）修建而成，Belgravia（贝尔格莱维亚区）则是一片随处可见bell（铃铛）和grave（坟墓）的土地，而Chelsea（切尔西区）则因shell（贝壳）和sea（大海）而得名。 　　在这一段中，大量的文字游戏既凸显了罗宾在探索伦敦这座陌生城市时的新鲜感，又切实具体地展现了有天赋的外语学习者将单词在头脑中具象化、赋予其鲜活形象的思考过程。正是得益于这份天赋的火花，罗宾才会在常人看来无异于虐待的废寝忘食中收获学有所成的满足： 　　熬过第一年之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逐渐变得饶有趣味，他已经积累起足够的语言砖瓦，可以靠一己之力拼凑出语义的片段。从此，每当他接触一篇全新的文本时，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在黑暗中摸索，而是在填补空白。精准分析出一个曾经让他灰心丧气的句子的语法结构，由此产生的满足感就像把一本书放回书架上原本属于它的位置，又像是找到一只丢失的袜子——所有碎片拼在一起，一切完整无缺。 　　读完全书再回头看第二章的这一段，少年罗宾的这份满足让人欣慰又心酸。语言是他在陌生国度唯一熟悉的事物。语言是他唯一的价值所在。语言是他捍卫尊严的唯一的武器。 　　以亚裔视角审视白人本位的主流思想，也是本书重点探讨的主题之一。 　　在以罗宾为代表的主要人物身上，不难看出作者本人的影子。作者匡灵秀在中国广州出生、在美国长大，据她讲述，《巴别塔》的写作灵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她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的经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让她感受到了双重意义上的“独在异乡为异客”。身为美国人，她与欧洲以王室传承自居的老派传统格格不入；身为亚裔，她的一举一动都受人凝视。牛津大学如梦似幻的学术氛围令她陶醉，无法融入、不被理解的孤独又使她如坐针毡。 　　这些复杂的情绪和感受都在罗宾身上得到了细致入微、循序渐进的展现。 　　初到伦敦时，罗宾小心翼翼，曲意逢迎，渴望通过努力学习而赢得英国绅士的褒奖和认可。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年，与同龄人的相处和教员们微妙的态度让他意识到，他永远不可能像白人男孩那样在牛津大学的校园里如鱼得水，更不可能融入那些人所代表的英国社会。此时的罗宾陷入了困惑和迷茫，格里芬的出现对他而言并不是通往觉醒与救赎的坦途，而是一个不能算作选择的选择。甚至在进入二、三年级之后，罗宾对于格里芬和赫耳墨斯社都还时常心存怀疑和不满。他就像茫茫大海上的一叶孤舟，不知该漂向何处。对于罗宾而言，故乡和他乡，都是陌生的彼岸。 　　直到四年级，罗宾踏上那艘开往故土的航船。 　　这次广州之行以极其残酷的方式迫使他直面更加残酷的真相。面目全非的家园和洛弗尔教授的冷言冷语是击碎幻梦的最后两块拼图，过去曾让罗宾困惑迷茫的无数碎片交织在一起。他这才看清将他与巴别塔、与大英帝国捆绑在一起的链条：巴别塔是帝国开展殖民和剥削的铁拳，而他和他的朋友对巴别塔而言只是工具和资产。 　　站在少数族裔的立场上审视学术与暴力的关系，是《巴别塔》贯穿全书的一条暗线。知识本身是纯粹的，但掌握知识的人却可能成为施暴的机器。 　　面对压迫和歧视，故事中的几位少数族裔做出了大相径庭的选择：格里芬和罗宾以暴制暴，安东尼和拉米在隐忍中默默反抗，维克图瓦在夹缝中艰难求生。除了罗宾之外，其他角色或许没有那么完整的人物弧光，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他们的选择中窥见每个人的过往。尤其是维克图瓦。她或许是故事前半部分最缺乏存在感的一位，却是最后唯一幸存的少数族裔；而在来到巴别塔之前，维克图瓦的遭遇最接近我们通常认为的虐待和奴役。这不是巧合。痛苦的经历在维克图瓦心底埋下了更强烈的生存本能。在她心里，只要活下去，就可能还有希望；只要活下去，朋友的牺牲就不会被遗忘。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维克图瓦，我们就不会读到这个故事。 　　翻译《巴别塔》，是一次回望的旅途。回望历史，也回望过往的生命体验。关心和关注这本《巴别塔》的朋友们最常问我的，是两个问题： 　　这本书是不是很难翻译？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关于翻译的魔法，它还有翻译的必要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无论是语言还是思想情感，《巴别塔》这本书的密度都超乎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它是一个适合闲暇时轻松捧读的奇幻故事，然而结局的苍凉空旷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到的是钱钟书先生关于翻译的论述。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因为它吸引读者去阅读原作，而读者在读到原作之后便会将译本抛开；反之，坏译本却能起到“消灭原作”的效果，因为拙劣的译文代替作者赶走了读者，读者觉得译本不忍卒读，就会连原作也不想看。 　　而《巴别塔》恰恰是一本值得读完译本再读原作的书，对于热爱语言文字和翻译的朋友来说，这本书能让你收获双倍甚至三倍的乐趣。 　　当然，完美的翻译并不存在。这不是否定翻译之必要的理由。翻译的本质是在语言之间搭建桥梁——只要语言的差异还存在，翻译便不可或缺。而语言的本质是思想，是人性——只要语言的使用者还是人类中的一分子，我们之间就存在跨越语言、沟通思想的基石。语言的力量从未消失。巴别塔的断壁残垣始终静静矗立在思想的彼岸。至于它究竟是诅咒还是赠礼，最终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 　　陈阳 　　2023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