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节

译者序 　　这是刘易斯·托马斯的第二本文集。他的第一本书，The Lives of a Cell，我译作《细胞生命的礼赞》。在那本书的译后记里，有两段话，关于作者和写作过程的，抄在这里，也还合用： 　　〖医生、病理学家、教授、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作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美国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外科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习医生，可能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领导了好几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又接任纽约市癌症纪念中心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所长。他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这里，我想我可以附加几句话。人之常情，应该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可是，托马斯医生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他已于1994年早些时候逝世。我见过他的两幅照片，都是晚年的，正是写作本书前后不久的时候所摄。一幅是在书房里，背靠书橱站着，两手扶书橱，头微低着，若有所思的样子。另一幅是在实验室，穿白大褂，也是沉思的神情。看起来身材壮伟，穿着讲究，绅士气派很足。他的自传中曾提到，六十六岁那年海边冲浪时膝部受过伤。由此可见他是个体魄强健的人。 　　接下去抄第二段，关于刘易斯·托马斯写书过程的： 　　〖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的，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上。那位主编是托马斯实习医生时期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杂志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得此机会，他自然乐于应命。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 Viking Press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补，原样付梓。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这是说他的第一本书，《细胞生命的礼赞》。该书收文二十九篇，以排在最前头的一篇的篇目为书名。 　　此后他还是写，过了四年，又可以结集了。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加上几篇发在别处。如《美国艺术科学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和《纽约时报》的，还有几篇未发表的，又得二十九篇，还是以排头第一篇的篇目为书名，叫The Medusa and the Snail，勉强译为《水母与蜗牛》。 　　译得笨拙，只好附加些解释，聊以塞责。Medusa（美丢莎）是希腊传说中三大妖怪之一。她的头发是一条条的蛇。有一个属的水母长有触手，像那妖怪的蛇发，因而得名。书中写到的是此属水母中的一个种。这里的Snail，并不是那些背着自己的小房子、在潮湿的草地上悠闲地爬来爬去的蜗牛。书中写的是一种海生的蛞蝓，裸鳃类，没有壳。作为篇名和书名，只能简单出之，结果是让人不得要领。那篇文章，讲的是那不勒斯海水域中那一单个特殊种的水母和那一单个特殊种的蛞蝓结成共生关系的故事。用这一篇开始并命名这本书，也许是偶然的，但也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刘易斯·托马斯一直关注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现象。共生与合作是他第一本书的主题之一，也是这第二本书的主题之一。 　　当然，这本随笔集的主题远不止此。在这二十九篇文章里，托马斯谈生谈死，谈人间，谈地狱，谈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设计，谈水獭、金鱼和疣子，谈疾病，谈思维，谈诗，谈语言学和标点符号。用他特有的托马斯方式。 　　这种自由的神侃允许托马斯作一件别的思想家作不到的事：允许他留有漏洞、矛盾和不一致。像蒙田一样，托马斯把人的性情、思想和行为中的不一致视为当然。他就那样意到笔随地写下去，并不在乎什么思想体系，也不担心什么地方出点差错。他甚至大谈犯错误的重要性：词语的误解和误用使语言进化得丰富而有活力；实验室里的错误是科学发现的通常方式；不犯错误就不成其为人；人本身也是DNA不断犯错误的结果。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显然的矛盾：他不主张强调自我，却痛恶泯灭个性；他嘲讽催眠术之近巫，却以尽管是调侃的口吻，揭示出一大片科学研究的野地；他反对限制科学研究，却又讨厌无性造人，讨厌对潜意识（姑用此名）和自主自治的器官瞎鼓捣。 　　因此，托马斯曾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几个自我组成的委员会。这些自我开会时，常常是吵吵嚷嚷，议而无决。托马斯宣称，这个委员会没有主席。我想，这话不能完全当真。托马斯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的八小时以内，在他作研究者的时候，在进行科研和教学管理的时候，在作政府卫生官员的时候，是这位科学家在作着思想委员会的主席。尤其是在那个国家关于生物－医学科研的政策出现危险的偏斜，或舆论中谬见风行的重大关头，这位科学家便毫不迟疑地从工作岗位上凛然地站起来。当然，托马斯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他讴歌生命，保卫生命，捍卫生命固有的谐调，捍卫不容干犯的人性，干预社会机体和公众心理上的疾患——这时，他是超越了科学家的。但是，正因为他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他才是这样好的一个科学家。他关于科学发现的过程、关于科研的规划与管理、关于国家的科研政策、关于美国保健制度的困窘、关于生物－医学科研中的社会和伦理含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值得每一个关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人认真研究。两书俱在，就不用我在这里详述了。在结束这篇小序之前，我想引用刘易斯·托马斯作为科学家凛然站起的一个场合讲过的一番话，我认为，这番话是值得我们这些很愿意讲讲科学、却不很愿意知道科学为何物的人们铭诸座右，引以自警的。 　　70年代末，美国人举国上下反对生物学家滥用重组DNA技术，怕他们使DNA与大肠杆菌之类相结合而造出什么危险的杂种。人们用最坏的字眼儿，骂那些科学家“强暴”、“渎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议诉诸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于是，托马斯当仁不让，发出了毫不含糊的声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作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真有前途的学科，那就不可能对之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没法选择你认为你将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李绍明 　　水母与蜗牛 　　这年头，我们对于自我的自我意识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了。时行的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奉劝我们要对自我作这作那：如何找到自我，确认自我，培养自我，保护自我，更有甚者，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时令如周末什么的，还要学着如何暂时地忘掉自我。有好些诲人不倦的书本，销路甚佳的书本，是关于自我实现，自助自强，和自我开发的。一群群自尊的人们付很高的费用、去参加为期三天的短训班，学习如何意识自我。在大学里，可以开出关于自我启蒙的选修课来了。 　　读着这些，你可能会想，咱们发现自我，只是新近的事。咱早就疑心，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儿活着，掌管着这块地儿，分离于其他所有事物，绝对地个性化，绝对地独立。这会儿总算封了它一个真正的名号，布告天下，叫作自我。 　　这是个有趣的词儿，早就形成了。它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比你想象的要模棱得多。最初的词根是se或seu，仅仅是个第三人称代词，而它的大多数子子孙孙，除了self（自我）本身，是造出来暗指别个、在某种意义上有关系的人的；sibs（血亲）和gossips（密友）都来自seu。Se也曾被用来指某种外在的或分离的事情，于是有了separate（分离），secret（秘密）和segregate（隔离）这些词。它的一个扩展的词根swedh进入希腊语，成为ethnos，意指属我族类，还有ethos，意为这些人的风俗习惯。Ethics（伦理，道德）意为属我族类，伦理观念相近的人们的行为。 　　我们容易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然界唯有的完全独特的生灵。可事情不是这样的。独特性是生物界极为稀松平常的品性，实在算不得什么独特。一个现象不可能既是独特的，同时又是普遍的。要说独特，就连一个个独个的，自由游动的细菌也可被看作是独特的实体，即使它们是一单个无性系的后裔，也能各各区分出来。斯普第奇（Spudich）和科什兰（Koshland）最近报道，同种的能动微生物，其个体的游动行为各不相同，颇像一个个性情孤僻，行为乖张的怪人。在它们寻找食物的时候，有的会歪歪扭扭地向一个方向前进，行进确切的几秒钟后，嘎然而止；而其他的细菌则以不同的方式歪扭前进，行进不同的，但各有定数的时间。假如你逮住它们的鞭毛，把它们挂在覆了一层抗体的滑片的表面上，仔细地观察，你可以通过其扭动身体的方式把它们一个个分别开来，分别得如此准确，好像它们各有不同的名字。 　　豆类携带有标记自我的标签，彼此区分得如此清晰，就像一只小鼠通过它的气味作的标记一样。这些标签有糖蛋白，有植物凝血素，而且还可能跟某种内部的，至关重要的谈判有关。这种谈判是关于豆子和固氮菌之间的附着关系的。固氦菌生活在这种植物的肌肤里，埋植在它的根瘤中。一个种系的豆类的植物凝血素跟前来这个种系殖民的特殊菌类的表而有特殊的亲和性、但对于来自其他种系豆子的菌类就没有。这一制度的设计，似乎是为了维护一些排他性的伙件关系。自然界就是内这样一些小小的势利帮派凑合而成的。 　　珊瑚虫也有着生物的自我意识。如果你把同一种系的珊瑚虫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接触，它们会融合成一个珊瑚虫，但如果是不同种系的，它们就会相互拒斥。 　　鱼类能通过各自的气味把同类作为个体而一一分辨出来。小鼠也能这样作。这种嗅觉的辨别力是由H2基因座制约的。用于免疫自我标记的基因也包含在同一些H2基因座里。 　　唯一似乎完全没有隐私感的活个体，是那些被从母体分离出来，分放在培养皿里的有核细胞。一旦得到机会，条件适宜，来自天差地别的来源的两个细胞，比如，一个酵母苗细胞，一个鸡红血细胞，就会接触，融合，那两个细胞核也会融合，然后，这个新的杂种细胞就会起劲地分裂，繁生出大量的子孙来。赤裸的细胞缺乏自尊心，似乎一点儿自我感觉都没有。 　　自我的标记，还有负责识别这种标记的感觉机制，传统上被看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维护自己的个性的。有了这一机制，一种生物才能够自卫，保护自己免受所有其他生物的侵害。这样看来，自我性乃是有利于自我保护的。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不是这样的。海生无脊椎动物的自我标记机制想必是远在进化的过程走到我们这儿之前很久就早已完善了的。这种机制的建立，是为了让一种生物找到其他生物，但不是为了捕食，而是为了建立起共生的家庭。生活在蟹子甲壳上的海葵，择偶的标准极其挑剔。蟹子们也是一样。只有那一种海葵能找到那唯一一种蟹子。它们明确无误地感觉到彼此，然后就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双双。 　　有时候，不同的自我相当纠缠不清，以至于两种生物、受彼此分子构型的吸引，会把两个自我合并在一起、结成一单个生物体。关于这，我听到的最好的故事，是关于那不勒斯海湾中的裸鳃类动物和水母的。那种裸鳃类动物是一种海生蛞蝓。初看时，发现它身上长着一个小小的发育不全的寄生物，样子像一个水母，永久性地固着在裸鳃动物的口器的腹侧表面上。出于好奇，有些海洋生物学家就去探讨，那水母是怎样来到那里的。他们首先搜寻邻近海域，寻找其早期的发育形式，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那种附着的寄生物，尽管显然是特化了，放弃了独自的生活，但实际上还是能够繁衍后代，因为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里，它们的数量特别多。它们在较为靠上的水层中随波逐流，成长得惊人之好，最终长成羽翼丰满，象模象样的正常水母。与此同时、那种蜗牛也产下了幼仔，也开始正常生长，但是时间不长。还在极小极小的时候，它们就被水母的触手逮住、然后又被吞没到那伞状的身体里。乍看之下，你会觉得，水母现在是捕猎者，而蜗牛则是它的猎物。上辈子受辱蒙羞，低人一等，这会儿可算天道好还，扬眉吐气了。可是不然。蜗牛不但没被消化，而且还贪而无厌，没过多久，就开始反咬一口了。先吃掉水母的辐管，接着吃它的周边，最后吃掉它的触手，直到那水母实质上被全部吃掉，而蜗牛的个头则相应长大了。到末了，两者的关系又回到我们最初见到的样子，那头裸鳃动物优哉游哉，晃来晃去，水母却没剩下什么，只有一个经过成功加工的圆圆的寄生物，安然无恙地附着在蜗牛口边的表皮上。 　　选拣这个故事，已经觉得无从下手；思考它的含义，更加令人茫然。两种生物都是为了这次邂逅才来到这个世上，都带着自我的标记，以便在那不勒斯海湾的水域中能彼此找到。这一合作，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是完全特定的。只有这个种的水母，也只有这个种的裸鳃动物，才能够走到一起、这样生活。而且，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生活。它们只有互相依赖才能生存。它们不是真正的自我，它们明明白白是异己的。 　　想想这些话物，让我起一种怪异的感觉。它们没有使我想起任何曾经见过的事。真的没有。这样的生活轮回，我从没听说过。这些东西是稀奇古怪的。没错儿，就是奇特。而与此同时，如同一个朦胧记得的梦，它们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整个地球。于是，我的心翻腾不己，再也不能平静，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了。 　　图森动物园 　　科学中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还原法得来的，这就是探求细节，然后探求细节的细节，直到一个结构的所有最小的小块儿，或者一个机制的最小的部分，都明摆在面前，以供计数和细察。只有办到了这事，那研究工作才能扩展，包容要探讨的整个机体或全部体系。我们是这么说的。 　　可有时候，这么干是要蒙受一些损失的。今天，公众对于科学的许多忧虑就在于，我们可能会永无休止地，着了魔地执着于部分，从而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关于这种忧虑，我有过一次短暂的亲身体验。有天下午，我在图森，手中有点闲暇，就去了趟动物园，就在城边，很方便的。营造公园的人在两个不大的人工池塘之间开掘了一道深的通道、两边是透亮的玻璃墙。这样，你站在两墙中间，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池塘的深处，同时，还可以看到水而。在一个池里，通道的右侧，是一家子河狸；在通道的另一侧，是一家子水獭。离开你的脸数尺之内，在你的两边，水獭和河狸在纵情嬉戏，一会儿扎到水里，一会儿露出水面，忽而迎而游来，然后又悠然而去。我一辈子见的动物可算多了，可从没见过象它们这样充满生机的。就差那层玻璃，不然，你可以伸过于去，摸摸它们。 　　我一时呆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感受：那是深的欢喜，掺杂着对于那种完美娴熟的惊奇。我飘飘然从一边浮到另一边，脑子也装了转轴似的，一会儿惊奇地盯着河狸，一会儿又叹羡地盯着水獭。我听得见脑壳里胼胝体两边互相呼叫的声音，从这个半球呼叫那个半球。记得当时想道——我的意识还剩了一点没失控——我不要关于水獭跟河狸的各个部分的科学；我永远也不要知道它们是怎样表演出那种绝技的；我希望不要听见有关它们的科学新闻，不要知道它们的呼吸生理，它们肌肉的协调，它们的视觉，它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它们的消化道。我希望永远也用不着把它们想成是一些细胞的集合。我所要的，唯有那完整的，毫发无损的、此时此刻在我眼前的，那些个水獭和河狸丰满健壮毛茸茸活泼泼的整个复杂机体。 　　这种感受，我遗憾地说，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然后，我就回到了20世纪末叶，像以往一样，又成了一个还原论者，由于习惯的力量，好奇地想起细节来。可这一次，想的不是河狸和水獭的细节。相反，是关于我的细节。某种值得铭志不忘的东西在我的心中发生了。这一点我毫不含糊。如果能够作到，我会把它放入脑干的某个部位；或许，这是我的大脑的边缘系统在运作。我成了一个行为科学家，一个实验心理学家，一个动物行为学家。一时间，我全然失去了那种好奇和倾倒的感觉。我一下子蔫了下来。 　　但是，我离开动物园的时候，还是似有所得。那是关于我自己的一条信息：我是不知怎的编了码来感受河狸和水獭的。我当它们的而表现出了本能的行为，就在它们被展出在玻璃后而伸手可接的地方，一齐窜上窜下的时候。我有着感受这种表演的感受器。用动物行为学的术语说，水獭跟河狸拥有针对我的“释放刺激物”，而那释放的过程就是我当时的体验。我释放了什么呢？是行为。什么行为？站在那儿，吃惊地转过来转过去，感到狂喜，和一种油然而生的友情。经过这样的交流之后，我并不能告诉你前所未知的关于水獭和河狸的任何信息。我没有了解到关于它们的任何新的东西。如有所知，只是关于我，恐怕还有你，或许还有关于整个人类的：我们被赋予了一些基因，它们编码出我们对水獭和河狸的反应，可能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反应。我们拥有印制好的，一成不变的反应模式，时刻准备释放出去。并且，由于这种遭际而在我们内部释放出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惊奇的情感。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我们只有通过竭尽我们具有意识的头脑所有的力量，自始至终不断制造有意识的遁词，才能够避免这种情感。放任自己，机能地，自动地行事的话，我们就会嘤嘤求友的。 　　人人都说，别跟蚂蚁们纠缠在一起。它们对我们没有什么教益。它们是些脆弱的小小装置，是非人的，不能控制自己，既缺教养，又少灵魂。当它们聚成大群之后，彼此触碰，交换着携带于下颚上的像备忘录似的一点点信息时，它们就成了一单个动物。当心这一点，这是种贬值，是个性的失落，是有违人的本性的，是不自然的行为。 　　有时，人们主张这一观点是一本正经，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的信息就是，要保持自我，离群索居，自私自利。而利他主义——这是个行话术语，从前称为爱——要比软弱还糟，简直是犯罪，是反自然的。彼此分离吧。别作群居性动物吧。不过，当你不得不借助语言来陈述它的时候，这个论点是很难服人的。你得印发小册子或者出书，然后还得出售，分发。你得在电视上露面，一下子吸引成百万人的注意，那时，你还得对他们所有人讲话，他们则同时收看，全都泰然地、注意地听你说：独个儿呆着；不要互相依赖。你这样讲的时候，恐怕作不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吧。 　　或许，利他主义乃是我们最原始的属性，离我们很远，我们对之莫可奈何。要么，它就是离我们很近，伸手可得，就等着被释放出来。现在，在我们这种文明中，它披上了种种外衣，叫作感情，友谊，或者附着。我看不出，为什么所有人类就不该拥有一条条DNA蜷缩在染色体里，为我们编码出有用和利人的本性。有用这种属性可能会最终成为适者生存的最硬性的考验，比进攻性更重要，长远来看，比贪婪更有效力。假如这就是生物科学留给后世的信息，不但普适于蚂蚁，而且也普适于我们，那么，我举双手赞成科学。 　　有一件事，是我最想知道的。那就是，当那些蚂蚁们筑成蚁丘，聚集在一起，互相接触、交流，而那整个群体的行为开始像一单个庞大活物，并且开始思想时，那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当你在思考这一点时，我还想知道第二件事：当这事发生时，任何一只蚂蚁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它会因之而毛发倒竖吗？ 　　我们周围最年轻的和最聪明的 　　（在一个医学院毕业典礼上所作讲演的底稿） 　　各位医生， 　　在我们星系的另一边的什么地方，有一个遥远的行星，离一个其等级和温度都正合适的恒星恰好不远不近。此时此刻，那上面有一个委员会正在开会，研究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偏远的太阳系。会议进行了一年之久，现已接近尾声了。那地方的智慧生物们正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当然是用某种数字），文件断言，说在我们这地方，生命的事是不可思议的，而这地方也不值得来一趟远征。他们的种种仪器已经发现，这儿存在最最致命的气体、就是氧气，这一来，什么戏都没了。他们曾经打算过要来，带来可移动的工厂，以制造能给予生命的阿摩尼亚。可是，冒这个被室息的危险有什么用呢？ 　　对于上面的剧情梗概，我真正相信的部分，是那个委员会。我把这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信条，这就是，关于人的本性，我们所知道的最根本的方面，就在于此。如果你要到其他天体上去寻找生命的证据，你需要有特别的仪器，上面要装有能发现委员会存在的极其灵敏的感受器。假如那儿有生命，你就会找到一些财团，一些合作的集团公司，工作餐，等等，到处都是。 　　至少，在我们这种生物中是这样的。 　　火星，从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看来，是一个可怖的地方。从所有的外观看来、它死沉沉毫无生机，决然是我们任何人所曾见过的最死寂的地方，看的时候很难作到不背过脸去。想一想，它可能是我们曾经从近处瞥过一眼的任何大小的地方中唯一真正的死地，而看到其近景更让我们不胜悲哀。 　　或许，竟有生命在火星上，而我们可能迄今一直还没有找到。在国家航空和宇航局周围绕轨道旋转的无数个顾问大人们，这工夫儿正在就这一点进行激烈的，高度技术性的争论，争得一场糊涂。在火星的沟沟洼洼的深处，宁无生命之孤岛乎？我们不该放下一队队带轮子的车辆，到它表面的各个部分，散开来到处探查？到一个个深深的罅隙里，升天入地地找寻，翻起一块块石头，到处嗅嗅，看能不能找到生命？也许，竟有那么一块儿地方，就一小块儿、会包藏着生命呢。 　　也许是这样的。但是，那样的话，它就是最最可怪，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不熟悉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没有独居的，与世隔绝的生灵。设想一单个生命形式，独自地，无依无靠地存在，不附着于其他的生命形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 　　假如，你降下一辆车或亿万辆车到我们这个行星上，你也许能够找到一两块没有生命的小块地方。但那只有在你取的样很小的时候才是那样。我们最最酷热的沙漠里，最最寒冷的山顶上，都有活的细胞在。甚至最近在南极掘出的古老冻岩中，都有石内生物（endolithic organisms），舒舒服服地掖在石头表面下多孔的空间里，活得跟花店橱窗里那盆矮牵牛花一样旺盛。 　　就算你真的在火星上那么一单个地方找到了一单个生命形式，你将如何解释它呢？这种安排，有个术语叫作“封闭的生态系统”。而这就是个谜。我们这儿没有封闭的生态系统。根本没有。我们所知的唯一封闭生态系统就是地球本身，但即使在这里，这个术语也得扩展，把太阳也包括进去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并且，老天爷才知道，有哪些至关重要的矿物质，是在某些个古老的年代，从外界漂游到我们表面上来的。 　　这儿的每一种活物都依赖其他活物的生存而活着。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互相联系着。我提出，委员会是现世生命的基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位于最中心，负有最大的责任，比其他任何实体、或者说，比地球整个躯体的任何其他工作部件都更深地卷入维持这整个系统运作的，是由那些无核微生物组成的庞大委员会。没有细菌领头儿，我们决不会有足够的氧气来分发，也不能够找到并固定氮素来制造酶、也不能够循环使用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命物质来传宗接代。 　　关于系统的一个技术性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系统，就是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一个结构，这些部分作为一个团体，单独地和联合地作用或操作，以便通过各个单独部分的协同活动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当然，这也就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关于地球的定义。容有商议之处，大约只是定义的最后部分，就是系统的共同目标。那么，我们的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搅和到这么一块地方来的呢？ 　　这便是我们这一物种最大的不安之所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干脆大笔一挥，要勾销这种不安，宣称，我们的处境是滑稽可笑的。说，这整个地方是不可统驭的，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管好自己就行了。然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不安还是存在。我们还是那密集的，复杂得惊人的生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是陷入在彼此长在一起的共生体中，而我们却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地球抱成一个整体，其各个组织有着一致性。它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可能会具有某种可解意义的结构，只要我们对它了解得足够多。离远一点观之，比如从月球上拍照，它似乎要像一个有机体了。从它的最初看到它的现在，那么，它显然正处于发育的过程中，像一个大个儿的胚胎。尽管它个头惊人，部件无数，生命形式有无限的花样，可它还是具有一致性。每一个组织的生存能力都依赖于所有其他组织；它借助共生方式一路走来，而结伴共生的新方式的发明是其胚胎发生学的基本过程。对这种生命的进化，我们是没有条例限制的。从某些生物数学的细节上讲，关于制约着地球上一个个单一物种进化的规律，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但是，迄今还没有出个达尔文来考虑这整个令人惊异的系统有条不紊的，协调的生长和分化，更谈不上它看上去是永恒的幸存了。这就构成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有些机制，看上去完全是由偶然性和随机性制约的，它又是如何产生新的物种，并且还让这些物种彼此适配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互利互用，好像它们就是一个生物体的一些细胞呢？这真是一个极好的谜。 　　如今，人类已经像蜂群一样攘攘挤挤地充斥于这整个表面，改变着所有东西，鼓捣着其他所有的部分，使人相信我们说了算，却拿这整个壮观生物的幸存去冒险。 　　你可以宽恕我们，或不管怎样原谅我们，原谅我们的无知。至少可以为我们说一句，我们终于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些。在我们短暂的存在期间，人类在哪一个世纪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这样痛苦地了解到我们对于自然之无知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正开始直面这一事实，并且正试图通过科学来作些什么。这或许可能拯救我们大家，假如我们足够聪明，足够幸运的话。但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的道路还好长，好长。 　　请记住，我并不打算贬低我们自己；我热切地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而一点也不耐烦时行的把人类贬低为自然的有用部分的那一套。相反，我们是生命中令人瞩目的辉煌表现。我们有语言，还能做核糖体制造蛋白一样娴熟而确切地制造隐喻。我们有感情。我们有着编码有用属性的基因，而这有用的属性正是我所能猜想到的最接近自然界众生的“共同目标”的东西。最后，并且可能也是最好的事情是，我们还有音乐。任何物种，能够在其发育的最初的，幼稚的阶段——用任何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都几乎只不过是刚刚出世而已——产生出约翰·塞巴斯的昂·巴赫来，那就算不得很糟了。关于自己的未来、我们该感到更有把握才是。因为我们有诺威奇的朱立安（Julian of Norwich），他说，“但是，万事大吉万物大吉一切一切都会大利大吉。”而关于我们的罪恶时代，我们又可求助于蒙田（Montaigne）。他说，“假如自说自话不显得发疯，那么，我无时无刻不会被人听见自己骂自己说，‘你这遭瘟的笨蛋’”。 　　然而，我们怎么也无权认为自己高枕无忧。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特有的忧患动物。我们担心着未来，不满于现状，不能够接受死亡这个想法，不能够稳坐钓船，我们因忧患而伤心。以我看来，我们实在该当有个更好的舆论形象。我们一向有着关于自己来源的最强烈的猜想，那个猜想使我们身价倍增；从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语言，也就是印欧语里，我们拿来Dhghem这个词表示地球，又把它作成了humus（腐殖质）和human（人）；还作出了humble（谦卑），这个词更让我们无上荣光。不管怎样，我们无疑是所有物种中最坚持不懈最执着的群居性生物，比最有名的群居性昆虫还要彼此依赖，而且、当你注视着我们的时候，就会看到，在群居生活方面，我们也真的比它们有更多的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多得它们没法比。我们长于此道；我们就是这样才营造起所有文化，营造起各种文明中的文学。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值，也为自己的群居行为制订了很高的标准。如果我们犯了过失，因而危及这个物种——本世纪中我们就有好几次作了这种事——我们能够找到的责骂自己和自己行为的最强烈的字眼，就是那两个切中要害的词：“非人的”和“无人道的”。 　　人类的状况一点也不可怪。我们就是举足轻重。在我看来，下述的是一个很好的猜想，有许多想过这事儿的人们都作出了这样的揣测，这就是，我们可能在从事着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形成某种头脑的过程。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仍处于最原始的阶段，仍在摸索着语言和思想，但对于未来已获得了无限的能力。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用地质学家的尺度衡量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时间——就已走了这么远，可真是大可称道的。我们真是周围最新，最年轻，最聪明的东西。 　　论医学中的巫术 　　医学一直承受着一种压力，要它对它所对付的疾病向大众提供解释。而炮制一些无所不包的，统一的理论，乃是这个行当最古老，最心甘情愿的要紧事。最初，需要祛除的害人精怪是主要的病根病源，而萨满教巫师的职责仅仅是发展和改良画符念咒的技术。稍后，特别是在西方，一种新观念又风行一时。这种观念认为，体液在各个器官中的分配决定着疾病的进程。于是，我们便无所遁逃，一连好几个世纪用放血、拔罐、发汗和泻下等方法来尽力地干预。本世纪初，又生发出自体中毒的理论，于是，大多数疗法就又指向了排空大肠，并让它保持虚冲。然后，病灶感染的概念又风行全球，与之同来的还有假想中的微生物病原致敏的想法。那些年月，天知道拔了多少颗牙，摘除了多少个扁桃体，胆囊和阑尾。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身病心治的思想，于是，这想法似乎又横扫了医学界。 　　渐渐地，我们有些最要命的疾病一个一个地被从这些迹近巫术的系统中挑剔出去了，方法就是无可争议地找出它们的原因并加以对症治疗。结核病就是一个范例。那是人类最为顽固，不可遏制的进行性疾患，实际上能侵及人体的所有器官。出了些理论，涉及整个大气候，特别是夜气和光照不足，结果，温泉浴场成了一种医疗机构。直到现代由于有效化疗的发展，大家都才明白了，那种疾病有着一单个主导的、中心的原因。一旦驱除了结核杆菌，也就摆脱了那种疾病。 　　可是，那又成了过去的事了。如今，那种认为复杂疾病可以有一单个病因的思想又成了昨日黄花。那些可以由抗生素来成功对付的微生物感染被看作是侥幸的例外。新出的理论是，今天的大多数人类疾病，传染病除外，本质上是多因子的，是由两大系列致病机制引起的。第一，环境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人的生活方式。为使医学有效地对付这些疾病，大家已经公认，环境必须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而且还得彻底地改变。 　　这些东西没准儿会证明是对的。可是，要取得必要的证据则将很费时日。与此同时，这个领域对于巫术还是门户大开。 　　要得到直截了当的答案，有一大困难，这就是，要对付的疾病中，有这么多种，其病程是不可预测的，而且有一些疾病颇有自动平息的倾向。比如，对风湿性关节炎，有这么多天差地别，毫无共同之处的治疗措施。戴铜手镯，迁居亚里桑那，用低糖低盐低肉低什么什么的饮食，甚至，病人们还接受了一本灵感论的书，据说还管事儿。这么一来，评估的麻烦就在于，大约百分之三十五被如此诊断的病人，是不管作了什么，都注定要康复的。但如果你真的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精神分裂症，姑且这么说吧，而后来又好了，或者，你是个医生，看到发生了这事，要叫你相信，好转的原因不是你作了的某件事，那是很难的。于是，你就需要数目很大的病例，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行。 　　这不，巫术又来了，而且是凶猛地卷土重来。Laetrile杏仁露治癌症，针刺能改善耳聋和腰痛，维他命则百病皆治，还有坐禅，瑜珈、跳舞，生物反馈，周末在拥挤的房间里彼此大声喊叫，一个压倒一个：这些对人的健康都有特效。跑步本来就是一件好事、现在又有了医疗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从前本是印度尼西亚产的一些稀有草药的属性。 　　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广告，来自蓝十字会登在《纽约时报》的言论与社论版上的。这个广告敦促你利用科学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建议说，如果照办，在生活方式上采纳很容易作到的七条，你就可以凭添十一年的寿算。案今天我等男女的平均岁数约在七十二，这就将意味着我们到时候还要活下去、至少活到八十三。据称，这样惊人的事你是可以办到的，要作的只是用早餐，经常锻炼，保持正常体重，不抽烟，少喝酒，每晚睡眠八个钟点，还有勿吃零食。 　　导致这一启蒙的学问，是由加利福尼亚的几位流行病学家的一项研究的成果，其根据是分发给七千左右人的一张问卷。问卷发出五年后，查找县级死亡证书作了死亡人数统计。这期间有三百七十一个人死去了。把他们的寿命跟他们当年在问卷上的答案一一对号。毫无疑问，在抽烟抽得很厉害的人和饮酒者当中，死的人较多些，正如你可以由已知的事实所想见的那样，吸烟者当中，肺癌的发病率高一些，而在饮酒者当中，肝硬化和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高一些。但是，自称不吃早饭的人、也有较高的死亡率，不作体育锻炼的人死亡率甚至更高，这些人中，有的一点体育活动都没有，就连周末开车到郊外野餐也不去。出人意料的是，超过标准体重百分之二十并不很坏，但是，体重不足却明显地跟较高死亡率有联系。 　　那篇描述这些观察结果的文章已被广泛地引用，而且不限于被蓝十字会引用。那七条健康生活习惯准则在一些流行杂志里和一些报纸的健康专栏里不断露面，而提到时总是带着那增寿十一年的承诺。 　　这一研究成果正符合老百姓关于疾病的新的信条。你生病，是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对头。假如你得了癌症，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你自己的错。假如你没有抽烟喝酒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你纵容自己的坏脾气，在不恰当的环境中我行我素。如果你得了冠状动脉闭塞，那是因为你跑的少了，要么就是你过于紧张，要么就是你不会知足常乐，而且还兼着睡眠不宁。或者是你发了胖。你的错。 　　可吃早饭又算什么？那是一种魔法，纯粹的巫术。 　　你得仔细读那份报告，才能发现，对于那些研究成果还有一个更平直的解释。且把抽烟抽得很重的人和贪杯者放在一边不论，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事情都很明显；两者都是危险的行当。可是，怎么也难于想象，五年不吃象样的或不象样的早饭，能成为死亡的实在原因。 　　那个解释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过来。七千人中，那些回答说他们不吃早饭，不去郊外野餐，体重不达标，或者睡眠不安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肯定在收到问题单时就已经有病了。他们不吃早饭，是因为他们一见饭就心烦。他们没了食欲，体重减轻，懒得四处活动，并且睡眠也成问题。他们没有打网球，或者没有全家去野餐，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好。这些人中，有的很可能有了没有察觉的癌症，大约是胰腺癌；其他人可能患有高血压，或早期肾衰竭，或是某种别的器质性疾病，而从那份问卷是没法儿看出的。那份研究没有弄清那三百七十一人的死因，而这些没有识别清楚的异常中只有少数几例死亡可能对统计造成明显影响。该论文的作者还算谨慎，注意到了这些可能的解释，可是并没有足够强调地指出来。这样，你在读它的时候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就是，只要你用早餐，打网球，你就会一个劲儿的活下去。 　　人们广泛接受这养生七诀，把它作为长生不死的门路，正好反映了今天公众态度中某种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至少反映了大众心理中的一些态度，这就是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人总想知道一些简单易懂的原因，并且，个人还得能够对之作些什么。假如你相信你能通过慢跑，企盼，饮食有度，起居有时，来防止一些早死的原因，如癌症，心脏病，还有中风——这些疾病的病因我们实在还并不理解——那么，这会是很好的事情让人相信，尽管它们不见得真实。医学经历过其他一些有着统一理论的时期，那些理论是为解释所有人类疾病而构建的，其效力还并不总是像这次可能导致的那样有好生之德，可医学还是苟延残喘，活了下来。说到底，如果人们能受其感化而把烟戒掉，不再过饮过食，而去进行某种体育活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肯定会由于生活更上条理更有规律而感觉好些，并且，许多人也一定会看上去更精神些。 　　对于让人保持健康的纯粹善意，谁也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可是，对于那些承诺，我们还是得小心为是。 　　在这个养生七诀的信条中，还包含着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两面刀，还不算在那两个数字里潜在的幸运观念——逢七见十一（一种骰子戏里的术语——译者）。政治上的左右两派，都能从中各取所需。对于右翼来说，听说个人，这个一直是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美国公民，现在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出了什么事儿都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他抽烟喝酒或生活方式不对头（而且他还会高高兴兴的自认倒霉），那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反过来，对于左翼来说，被告知，我们所有的健康问题；包括死亡在内，都是社会造成的，是因为社会没有引导其成员生活得法儿，那也是件好事。如果你们真想改善人民的健康，答案并不是科学研究；你们应该起来推翻现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叫作正过来我赢，反过来你输，真可谓左右逢源了。 　　夹在左右两派的中间，医学上的怀疑论者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在疾病机理方面，承认无知比之声称完全理解，让人信服就要难得多。特别是当那种声称的理解能导致——不管合不合逻辑——某种行动的时候，人们就更愿意信从。当事关大病的时候，公众倾向于怀疑那些怀疑者，而更愿意相信那些名符其实的信徒。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是医学最古老的两难处境，公平坦率和花言巧语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需要的，是大量的时间和耐性，等科学到来，像过去一样，带来铁的事实。 　　绝妙的错误 　　大自然迄今取得的唯一最伟大的成就，当然要数DNA分子的发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它。它内装于第一个细胞之中，那个细胞带着膜和一切，于大约30亿年前这个行星渐渐冷却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的浓汤似的水中。今天贯穿地球上所有细胞的DNA，只不过是那第一个DNA扩展和惨淡经营的结果。在某种本质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够声称自己取得了什么进步，因为，生长和繁衍的技术基本没有变。 　　可我们在所有其他方面却取得了进步。尽管，今天再来谈论进化方面的进步已经不时髦了，因为，如果你用那个词去指称任何类似改进的东西，会隐含某种让科学无能为力的价值判断，可我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术语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从一个仅仅拥有一种原始微生物细胞的生命系统中一路走过来，从沼地藻丛的无色生涯中脱颖而出，演进到今天我们周围所见的一切——巴黎城，衣阿华州，剑桥大学，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南斯拉夫普利特维策国家公园那巨大阶梯一般、石灰华夹岸的群湖迭瀑，我后院里的马栗树，还有脊椎动物大脑皮层模块中那一排排的神经原——只能代表着改进。从那一个古老的分子至今，我们真的已经走了好远。 　　我们决不可能通过人类智慧作到这一点。就是有分子生物学家从一开始就乘坐卫星飞来，带着实验室等等一切，从另外某个太阳系来到这里，也是白搭。没错儿，我们进化出了科学家，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DNA的事，但假如我们这种心智遇到挑战，要我们从零开始，设计一个类似的会繁殖的分子，我们是决不会成功的。我们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设计的分子会是完美的。假以时日，我们终会想出怎样作这事，核苷酸啦，酶啦，等等一切，作成完美无瑕的，一模一样的复本，可我们怎么想也不会想到，那玩艺儿还必须能出差错。 　　能够稍微有些失误，乃是DNA的真正奇迹。没有这个特有的品性，我们将至今还是厌气菌，而音乐是不会有的。一个个加以单独观察，把我们一路带过来的每一个突变，都代表某种随机的，全然自发的意外，然而，突变的发生却决不是意外；DNA的分子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要犯些小小的错误。 　　假如由我们来干这事，我们会发现某种途径去改正这些错误，那样，进化就会半路停止了。试想，一些科学家们正在成功地从事于繁殖文本完全正确的原生细胞，像细菌一样的无核细胞，而有核细胞突然出现，那时，他们会怎样的惊慌失措。想一想，那一个个受惊扰的委员会将如何集会，来解释那丢人现眼的事：为什么那些三叶虫会大量增殖，满地都是；想一想，他们会如何动用集团火力，怎样撤销所有权。 　　我们讲，犯错误的是人，可我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而让我们去接受犯错误也是所有生物的本性这个事实，那就更难了。我们更喜欢立场坚定，确保不变。可事情还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儿，就是由于纯粹的机遇，可以说是由于错误。在进化路上的某处，核昔酸旁移，让进了新成员；可能还有病毒也迁移进来，随身带来一些小小的异己的基因组；来自太阳或外层空间的辐射在分子中引起了小小的裂缝，于是就孕育出人类。 　　不管怎样，只要分子有这种根本的不稳定性，事情的结果大概只能如此。说到底，如果你有个机制，按其设计是用来不断改变生活方式的；假如所有新的形式都必须像它们显然作了的那样互相适配，结成一体；假如每一个即兴生成的，代表着对于个体的修饰润色的新的基因，很有可能为这一物种所选择；假如你也有足够的时间，也许，这个系统简直注定要迟早发育出大脑，还有知觉。 　　生物学实在需要有一个比“错误”更好的词来指称这种进化的推动力。或者，“错误”一词也毕竟用得。只要你记住，它来自一个古老的词根，那词根意为四处游荡，寻寻觅觅。 　　池塘 　　曼哈顿有很多区域是浸在水里的。我还记得贝尔维尤新医院是在什么时候兴建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第一期工程最为壮观，最为圆满，那是一个巨大的方池，有个名字叫贝尔维尤湖。它来到世上两年许，那个闷闷不乐的预算局还在为下一期工程筹集钞票。方池被圈了起来，从旧医院高层楼房的窗口才能看到，可是它实在好看。炎炎仲夏，它清凉而蔚蓝；隆冬一月，它又有北国冰城佛蒙特的景象，镜面新磨，闪闪发光。那围墙，像所有城墙一样，总有些残破的豁口。我们本可以下楼去使用它。可是，大家知道，它的开掘曾搅起东河的沉滓。在贝尔维尤，对于东河有个明文规定：不管谁掉下去，都将是传染病科的急诊病例，而复苏后要采取的最初措施，就是给予大剂量的抗生素，不管什么抗生素，医院的药房能供应什么就用什么。 　　但假如把东河澄清，你会得到满城的湖光水色，至少能点缀曼哈顿东区。假如把帝国大厦和邻近的高层建筑连根拔起，你立马会得到一个内海。在适当的地方钻几个洞，水就会下灌地铁，那你就会有一些可爱的地下运河横贯哈得逊河，北逼城北哈莱姆河，南通闹市区的炮台公园，那将会是一个地下威尼斯，就差没有鸽子。 　　不过，这还不行，除非你能想出个法儿别让鱼进来。纽约人不能忍受活在露天地里的活鱼。我解释不了这件事，可事情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新的池塘，比贝尔维尤湖小得多，在第一大道东侧，七十号大街和七十一号大街之间。它是去年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在扒了一排旧公寓楼，为建新的公寓楼挖好地基之后不久，就有了它。到现在，它已是曼哈顿区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了，一个街区长，四十英尺宽，中心部位可能有八尺深，略呈肾形，很像个超尺寸的郊外泳池，只不过有些漂浮物，而且，现在又有了金鱼。 　　有了金鱼，这池子似乎就极为讨厌了。从人行道上就可清楚地看见，有好几百头。在曼哈顿的其他池边，行人们通常会从围墙豁口观鱼。可这儿不一样。四邻的居民们经过时，往往要越过街道，走另一边，眼睛看着别处。 　　对这池塘，已有了一些抱怨。实际上，这些抱怨毋宁说是针对那些金鱼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事？遗弃宠物阿狗阿猫，就够坏了，是什么人，竟然忍心遗弃金鱼呢？那些人定是趁夜深人静，端着鱼缸，往里一倒了之的。他们怎么能作得出来？ 　　有人找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天下午，他们的人带着划艇来了，用了鱼网，把鱼捞起来，放进新式的禁闭鱼缸带走，一部分送往中央公园，一部分带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总部，放到养鱼池里。可是，那些金鱼已经下了仔，或者是那些深夜端鱼缸下楼前来的人还继续来，鬼鬼祟祟，没心没肺地往池里倒。不管怎样，鱼太多，协会捞不胜捞，简直是老机构遇到了新问题。一个官员在报上发表声明说，将要求财产的所有者们用水泵把水抓干，然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再来，把它们一网打尽。 　　看人们议论纷纷时那神气，你会认为，那是些老鼠或蟑螂。把那些金鱼弄出池塘，怎么弄我不管。必要的话，用甘油炸药也行。可要除掉它们。有人说了，冬天将至，那池塘那么深，它们会在冰下面游来游去的。把它们弄出来。 　　我想，作祟的不是那些金鱼，而是所有曼哈顿居民头脑深处关于东河的知识。玻璃鱼缸里的金鱼对人心是无害的。说不定对人心还有好处呢。可是，听任金鱼自生自灭，自我繁殖，更有甚者，还能在东河那样的死水潭里幸存下来，不知怎么，就威胁到我们全体。我们不愿意想到，有些条件下，特别是在曼哈顿水塘那种条件下，竟然有存在生命的可能。那里面有四个破轮胎，数不过来的破啤酒瓶，十四只鞋子，其中有一只是橡皮底帆布鞋，而在整个水面上，都是看得见的灰蒙蒙绿荧荧的一层。那是曼哈顿所有池塘的老住户。池塘边的泥土不是通常农田里的土，而是曼哈顿垫地用的复用土。那是积年的垃圾，化石了的咖啡渣，葡萄皮，城市的排泄物。有金鱼在这样的水中游，一小群一小群神秘地倏忽而来，倏忽而往，显然还在吃东西，看上去又健康，又得意，像在最昂贵的水族馆的玻璃橱窗里的同类们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标准有问题。在难以言喻的深层意义上，这是一种侮辱。 　　有一次，我想我发现了一种特别的鳍，那是水面下两条鱼之一的背鳍。随着一阵狂喜，我突然想到，在这样一个池塘里，有着各种化学上的可能性。没准儿会含有某些诱变因素。这样的话，不久就会生出一群群突变型的金鱼来。我想，只要给它们多一点儿时间就成。然后又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用最典型的曼哈顿思路想事情——下个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就会再来，带着他们的划艇和渔网。财产所有者会来抽地里的水。渔网不停地抛，划艇往下降，然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官员们将会突然惊叫起来。一阵扑扑楞楞，灰蒙蒙绿荧荧的水花四溅，在池塘的四周，金鱼们就会用新长出的小脚，爬上四岸那种纽约城填地用的陈年老土，爬上人行道，四散爬开，横过马路，爬进门厅，爬进防火太平门，其中有些在小脚上长着小小吸盘的就爬墙上楼，钻进开着的窗户，寻找什么东西。 　　当然，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很久。这种事从来就长不了。市长会来，亲加申斥。卫生局会来，建议从城外购进食鱼的猫类，因为城里的猫们生来就讨人厌。全国健康研究院会从华盛顿派来大队专业人员，带着新型的杀鱼喷剂——这种产品四天后将被撤销，因为它对猫有毒性。 　　不管怎样，数星期后；事情就会过去，就像纽约的许许多多事件一样。金鱼们会潜形匿迹，无影无踪，池塘里就会扔满橡皮底帆布鞋。会有工人前来，到处倾倒水泥。到明年，新楼矗起，被人住满，那些人对他们的特别环境曾经造成的效应将一无所知。可那曾是多么动人的一幕。 　　犯错误的是人 　　时到如今，每个人都想必已经有过至少一次关于计算机错误的亲身经历。突然间有报告说银行存款余额从三百七十九美元一跃而为数百万；吁求慈善捐款的信件，是给听起来荒乎其唐的名字的，却一次又一次寄到了你的地址上；百货商店送错了帐单；一些公用事业公司会写道，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了；诸如此类。假如你费尽周折终于跟某人接上了头，向他投诉，那时，你会得到同一台计算机即时打印出的道歉信，说，“我们的计算机出了毛病。您的帐号正在校正。” 　　这些事情被认为纯属偶然的故障。人们不认为，犯错误是运转良好的机器的正常行为。如果出了错，一定是个人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指法不对，干扰，某个键粘死了，有人击错了键，等等。计算机，在其顶好的正常状况下，是一贯正确的。 　　我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说到底，计算机的整个要旨，就是它代表着人脑的延伸，大大地改进了，却仍然是属人的，没准儿还是超人的。一台计算机能够清楚，快速地思维，足以在棋枰上杀败你，有的还编有程序，能作朦胧诗呢。它们能作我们所能作的一切，还能作许多我们作不到的。 　　迄今还不知道，计算机有没有自己的意识。而要找出这一点是很难的。当你走进现今为这些巨大机器建造的某个庞大厅堂，并且站住谛听时，很容易想象，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声响就是思维的声音，而卷轴的转动，使它们看起来更像一个个野物在转眼珠子，要集中注意力，紧盯住什么，给多量的信息噎得说不出话来。可是真正的思想，还有作梦，又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某种很像无意识的，相当于我们的无意识的东西，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就在我们的每一份邮件里。作为人脑的延伸，它们的结撰具有同样的易错的品性，是自发的，不可控制的，而且充满着种种可能性。 　　错误植根于人的思维的最基底。它们埋植在那里，像根瘤一样喂养这个结构。假如我们不是备有犯错误这种花巧、我们永远也作不成任何有用的事情。我们通过作一连串的正误选择而思想，而作出错误的选择的频度必须跟正确选择的频度一样高。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我们是被建造来犯错误的，编码来出差错的。 　　我们说、我们是通过“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为什么总是这样说呢？为什么不说“尝试－正确”或“尝试－成功”呢？那个古老词组那样表述，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就是那样作成的。 　　一个好的实验室，跟一个好的银行，好的公司，或好的政府一样，得像计算机那样运行。几乎每一件事都得作得完美无瑕，照章办事、所有加数加在一起。凑成那预料的和。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后，在某个交运的日子，在一个交运的实验室，有人出了点差错：用错了缓冲剂，某个空填错了，点错了小数点，室温高了一度半，一只小鼠跑出了笼子，或者，仅仅是误读了那天的规程。不管怎样，结果出来时，某个指标显然给非法抬高了，而这时，行动就开始了。 　　误读还不是重要的错误；它不过是为错误开了门。下一步才是顶要紧的。当研究者能够说出，“尽管这样，可是你瞧！”，那时，那个新的发现，不管是什么，就只有一步之遥，只等伸手去抓了。进展所需要的，是根据那个错误去行动。 　　每当新型的思维将要完成，或者新的音乐样式要诞生时，事先一定要有一番争论。同一个头脑里有双方在争辩，长篇大论，慷慨激昂，有个可爱的谅解就是，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事情早晚会有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这两方，没有这争论，却根本不会有什么行动。希望就在于这种犯错误的能力，这种易错的倾向。从信息的高山一跃而过，轻轻降落在错误一边的能力，代表着人类天赋的顶峰。 　　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天赋，可能还是在我们的遗传指令里规定好了的。别的生灵似乎没有这样的DNA序列，使犯错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当然更不会使程序化了的错误成为行动的南针。 　　我们的头脑是变动不居的。在有着多于两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属人的特性就顶好地显示出来了。有时候有十条，甚至二十条道路可走，除了一条，其余都肯定是错的。在这种形势下，那丰富的选择可把我们提升到全新的地位。这一过程叫作探索，而它乃是基于人的易错性的。假如我们的头脑中仅有一个中心，只有在将要作出一个正确选择时才能够作出响应，而非这样乱糟糟的，由各不相同，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丛丛神经原组成的系统，能够冲进死胡同，上穷碧落下黄泉，走错道儿，转弯路，我们就只能死死的钉在今天这个样子。 　　较低级的动物没有这样辉煌的自由。它们的大多数是受到限制，只能绝对准确无误的。猫们，尽管有许多好的方面，却从来不犯错误。我从未见过一只蠢笨拙劣、疏忽失策的猫。狗们有时会失错，犯些可爱的小小的错误，但它们是在试图模仿主人时才这样的。鱼类作什么事都无懈可击。组织里的细胞个体是些没有头脑的小机器，完美地执行着它们的功能，像群蜂一样，绝对是非人的。 　　在我们日趋依赖于更加复杂的计算机来安排我们的事务时，这一点应该进记在心。我要说，给那些计算机以头脑；让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如果我们能学会这样作事，在工作进行时转过脸去、见好就收，那么，人类和计算机类都将会前途无量。普通寻常的好计算机能瞬时间完成我们任何人要用计算尺忙一辈子的计算。想一想通过现在离我们无限近的、俯拾即是的、机器造成的、精致的计算错误、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吧。我们将会动手解决自己最困难的难题。比如说，既然我们显然已经成为一单个群体，我们应当如何在星球规模上组织自己的群居生活？作为一个工作前提，我们不妨假定，达到这一点的所有道路都行不适。那时、为了取得进展，我们就需要一个长长的错误选择项目单，比我们任何人现在所能想到的错误路线所组成的单子都长的多，也有趣的多。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无限长的单子，而当这个单子打印出来时，我们需要计算机去自行开动、随机地作出选择，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假如那是个足够大的错误，我们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自己上了一个新台阶，走出了困境，可以再度走动了。 　　自我 　　据说，有些精神病者能有不止一个自我。其中，有一位为此病所苦的美丽聪慧的年轻女子，前些时曾受到资助，出现在一个电视讲话节目上，表现她的多重自我以及她们之间的纷争。她说，她自身拥有不少于八个别的女人，或者说被八个女人所拥有。那些女人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名字，彼此争吵，排挤，都力图控制那整个实体，于是引起无休止的混乱和窘迫。她（们）想摆脱她们（她）全体，当然，除了她（们）自己。 　　专业人员称这样的人为歇斯底里，或精神分裂症患者。我还听说，对他们似乎无能为力。有不止一个自我，这本身就被看作是很严重的病态。还没有什么已知的法子能赶走那些闯入者。 　　我是拿不准、不同自我的数目本身就有那么病态：我希望那不算病态。在我个人看来，八个自我是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不难管理。他们同时出现才真正成问题。我觉得，精神病学家要作得更好些，最好说服他们排队挨号，像我们正常人常作的那样。难道不能通过给予奖励或施以关于惩罚的温和的威吓来调理他们吗？“你好，非常高兴在这几见到你。我有不多不少正好五十五分钟，过此时间恕不奉陪，因为还有别人要来。不过，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准时见面行吗？请用一块薄荷巧克力，然后说说话，就咱们俩。”这种方式也许有用，至少可以让他们排成某种次序。 　　说句实在话，跟我说，有不止一个自我是一种病症，这会让我难为情。我活到如今，有过多少自我，我己数不清、也设法跟他们一一保持联系了。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使我一直感觉正常，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是一个接一个按部就班地出现的。五年前，我不是这个人。那是个年轻小伙子，所作的所说的，我现在是不可能同意的。十年前的我是个陌生人。二十、四十年前……我已经茫然。你会称之为病态的那种事情，我只体验过一件，就是排的队中间出现空档，一个已经完结，退出了，下一个还没准备好，没接上，一时间空了场。庆幸的是，那种事我记得只发生过三四次。有一次是我已经长成大孩子了，可那个小青年还没出现。后来还有两次，似乎一时糊里糊涂。不知道下一个该是谁。其余的时间、他们规规矩矩挨号而来，前面的一暗示，后面的马上准备接手，有时赶得上气不接下气，还需要临时交代情况，但也没误事，总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令人惊奇的是，世道变化这么快。他们却不需要多少背景情况介绍。我记不得五年前那个人是谁了。只记得他在读语言学，并且刚刚发现了哲学的天地。可是没作成多少事，他就离去了。 　　说真话，有那么几次，他们还一齐来过，像电视上那些个女孩子一样，吵吵嚷嚷，都想得到青睐。他们组成整个整个的委员会，一个住房委员会，一个预算委员会。一个牢骚委员会，甚至还有一个会员资格委员会、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从来没有个主席。我当然不是。顶多，我是个行政助理。从没有议事日程。未了，我只好送来些水果、点心之类来让大家提提神儿。 　　我们干吗要开会？很难说。砰的一声门开了，忽拉拉他们拥进来，叫唤快开会，然后就一齐讲起来。说也奇怪、那并不仅仅是乱吵一通；他们会在讲话中留出些空间，这样，一个人讲话的词语会插入到别人讲话里不声不响留下的缝隙。好的时候，那感觉就像一场极其复杂的对话，可也有些时候，那声音更像在拥挤的车站远处听到的嘈杂声。更坏的时候，各音部的停止没有同步进行、而是彼此打断；那时、就像所有文件突然被一阵风吹离了桌面。 　　我们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近年来，我感觉到，他们对我——不管他们认为我是谁——越来越不耐烦，也不管他们状况如何，说来就来。他们并不按时出现，说声状况不佳。不过，他们已开始有个迫切的需要。最需要的，是一个主席。 　　最坏的情况，是我本希望只有一个自我的时候。想了个法子，夜晚出去，到海滩走走，看看满天星斗，使劲儿想：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不管事儿，从来不管事儿。你刚觉得有上升感。开始转动，那架精神时钟呼呼发响、正要敲响报时的钟声、这时，其他的自我又开始讲话了。不管我想什么，他们总是说，不，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停止讲话，那就是放音乐。这法儿灵验。巴赫的乐曲每次都能让他们就地停下，好像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 　　保健制度 　　这个国家的保健制度是一个令人瞠目的企业。在那个形容词的任何意义上都是这样。不管它怎样分配失当，欠缺协调，那总的集体性努力的巨大规模和广度，还有那费用，都首先让人目瞪口呆。所耗费的美元的数目几乎不可思议。那数目年年不同，总在上升，从1950年的约一百亿，到1978年估计的一千四百亿，未来几年，到了全国医疗保险方案落实之时，还得更多地上涨。官方估计，我们现在正把国民生产总值的整整百分之八投入保健事业。这个比率很快就会上升到百分之十到十二。 　　这些还是官方的数字，只计入从官方渠道流入的美元——只计入了医院的收费，医生的酬劳，开出的药物，保险费用，设施的建筑安装，科研经费，如此等等。 　　但这些美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把估算局限于严格的职业费用？实际上，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在那个市场中，种种意在改善健康的事物进行了庞大数额的流通交换。 　　国民经济的不算小的部分，电视业和广播业，是很需要靠健康，更确切地说，是要靠疾病来养活的。许多故事，并不是专讲医疗事件的，也贯穿着基本上是医疗的情节，疾病，或外科手术的场景。在这些故事中，占中心地位的人类两难处境就是疾病。岂但这样，几乎所有的商业广告，每个普通的晚间都要播出的，都无异于专营康复物品的杂货摊儿。治什么毛病的东西都有，什么胃涨气，便秘，头痛，神经紧张，失眠或多眠，关节炎，贫血，烦燥不安，令人绝望的体臭，多汗，黄牙根儿，头皮屑，疮巴疖子和痔疮，都有东西治。饮食业成了医生的代理人。听他们的广告，好像早餐吃的谷类食物是补品，是维他命，是强壮剂。现在，这些东西让专业化的保健食品业抓到手里，独家专营。他们的产品是无污染的，有机的，“天然”地使人恢复生机和活力。口香糖现在卖作牙齿清洁剂。维他命则取代了从前祷告的位置。 　　出版业也是。硬皮精装书，纸面简装书，杂志，什么什么，好像离了健康就不能活似的，都在谈论求取心理健康的新方儿，根治关节炎的妙药，而大多数药膳则什么都管。 　　我们环境的改造本身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业，为了让它有利于健康，我们投入的费用，比月亮还要昂贵。污染被认为首先是个医学问题；当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告诉我们，那一天纽约的空气是不是“可接受的”时，他认为他就是在谈论人的肺。污染物质可能损害海洋中藻类的光合作用，或者毁灭表土中所有的生命，或者杀死所有的鸟。这些物质正在引起忧虑，怕它们在我们身上致癌——真不得了。 　　网球不光是国技了。它成了一个教门儿，成了一种集体物理疗法。慢跑有很多人在作，每天都有大群的人们，穿着衬裤，涌上街头，以一种呆头呆脑的快速小步移动着，指望靠这个长生不死。自行车也是治病良方。坐禅也许有益于心灵，但更有益于血压。 　　作为一国的国民，我们执迷于健康。 　　所有这些事情久都存在某种本质上非常不健康的东西。我们似乎不是在寻求生的乐趣，而是在防患堵漏，在推迟死亡。我们对人体已经失去信心。 　　新的共识是，我们是设计粗劣的物件，有内在的出毛病的倾向，容易受到一大堆内外敌患的伤害，所以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随时都会散架。因此，我们永远需要监督和支撑。若没有一个医疗保健制度来加以职业的关照，我们会就地倒下。 　　这可是看待事情的新态度，也许只能解释为自发的、未受指导的、社会性的宣传的表现。我们不断地彼此讲述这类事情，它们反过来又见之于电视节目和新闻周刊，确认着所有这些恐惧，指示我们，像日报里的悄悄话专栏通常的结束段落那样，去“寻求专家的帮助”。去作个检查。节制饮食。静思。慢跑。作个手术。两片，水冲服。泉水。假如还疼痛，还反常，还百无聊赖，去看你的医生。 　　真是怪哉了，我们刚巧现在才相信自己健康状况很糟，时时刻刻受病死的威胁，而现在各种事实都应该说明事情正好相反。在一个较为理性的世界里、你会认为，我们该为自己总的良好状态搞搞两百周年庆典了。1976年，约二亿二千万人口中，只死了一百九十万，或者说百分之一稍弱。单从死亡率看，这个记录决不算令人沮丧。全体人口的估计寿命上升到七十二岁，这是这个国家里曾经达到的最高记录。尽管还有一系列尚无办法的大病——癌症，心脏病，中风，关节炎，等等——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显然是寿而康的没挡儿。这种状况、是任何前代人都不可能想见的。查美国人死亡统计报告中的数字，可以看出，最困扰我们的疾病，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的感染。而这些疾病基本上是暂时的，可以逆转的事情，需要的不过是讲卫生不生病之类的奶奶的叮咛。主要应归功于上个世纪的卫生工程学，营养学和住房改善，其次，应归功于当代的免疫学和抗生素，我们摆脱了那些厉害的传染病，特别是结核病和大叶肺炎。那些疾病曾让我们寿命未半而夭折。我们甚至已越来越多地理解了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一些顽症深层的机理。迟早有一天，有赖于生物医学研究的质量和力度、我们将学会有效地对付它们的大多数乃至全部。到那时，我们仍会衰老，死亡，但是，那衰老，甚至那死亡，都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过程。较比之下，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更满意，而对前途则更乐观。 　　麻烦在于，我们己被宣传缠身，那宣传不但危害社会的精神；它还会使任何保健制度，不管它有多么庞大而有效，都行不通。如果人们被教导着相信，他们本质上是脆弱的，时刻处于致命疾病的边缘，总是需要专职人员的四面搀扶，永远依赖于一个意想中的“以防为主”的医学，那就会有数目无可限量的诊所，卫生所和医院，要它们来满足这一需求。到末了，我们大家都成了医生，整天不用于别的事，忙着互相拍片照相，发现疾病就得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相当健康的人们。我们远非组装不当的伪劣货，而是坚固耐用的有机体，皮实得惊人，充溢着健康，时刻准备应付大多数事变。假如我们继续听那些说教的话，对我们利益的新的威胁，就是全民都成为健康癔想狂，活得战战兢兢，光愁就愁个半死。 　　而且，我们再也没有时间耗在这些事上了，也不能再为这些事分心了，因为有别的，要紧得多的问题需要去对付。真的，我们应该犯愁的是，像我们这样把个人的健康作为当务之急，可能正是一种症状，名字就叫作逃避。因为这样想就有了借口，可以跑上楼去躺在沙发上养养神儿，嗅嗅空气，看有没有污染，拿除臭剂喷房间，而与此同时，在屋子外面，整个社会却乱七八糟没人管。 　　论无性造人 　　现在，由任何动物或植物的随便哪个体细胞含有的DNA来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生物个体，从理论上讲已经是可能的了。可以引逗一单个植物根端细胞去孕育那整株植物的完美复本；一个青蛙肠道上皮细胞，拥有着建造一个新的、同样的青蛙所需要的全部指令。假如这项技术进一步发展，你也可以这样造人。而且，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了一些惶惶然的预测，说总有一天，就会真的作出这种事来，为的是保存一些经过细心挑选的、特别有价值的人们，让他们能以某种方式长生不死。 　　科学上有好多事情让人忧心：行为控制，遗传工程，脑袋移植，计算机作诗，还有塑料花的无限止地开放。克隆（无性繁殖）造人也是其中的一例。 　　克隆要算前景中最暗淡的部分了。它敕令取消性活动，而作为补偿的，仅仅是在象征意义上消除死亡。知道一个人有个一模一样的无性系代理人继续活下去，这几乎就算不得什么安慰，况且，那活着的很可能迟早会把那个日见衰老的真我排挤到一边。很难想象，一个未经配对儿的胞核能有什么孝心或敬意之类的事；更难想象，一个人那新的、自行生育的自我，不过是一个绝对茕茕孑立、举目无亲的孤儿。至于把一个人的自我从婴儿期拉扯大，要涉及多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怎样教他语言，教他守规矩，灌输良好的行为方式，等等一切，就更别提了。请问，如果你在五十五岁的时候，通过代理人，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少年犯，你当作何感想？ 　　来自公众方面的质询是显而易见的。谁将入选，标准是什么？这个技术被滥用怎么办，比如，有钱有势，却难以为社会接纳的人，自行其是，决定自我克隆；或者，由政府克隆一帮愚笨驯良的群众，去进行一些世界事务：这样的危险将如何应付？那种同一性对我们所有未被克隆的人们会有什么效应？毕竟，千万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为自己的独特性而欢欣鼓舞；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跟那四十亿他人都是完全不同的。自我这种属性乃是基本的生命事实。想想人无自我，彼此完全一样，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罢了，还是别去想它吧。因为，这种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以我看来，即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也还看不到其实现的可能。我同意你可能会克隆出像煞供体亲本的某些人来，但是，结果可能是，他们之不同，将不亚于你之于我，决然比今天任何的同卵双生子更加不同。 　　这一试验所需的时间只是问题之一，可这一个问题就大得可怕。试想，你要克隆一个不同凡响、成绩辉煌的外交家，好让他照管遥远未来的中东问题。你必须逮住并说服他摘下一个细胞。这也许不难办到。但在此之后，你不得不等待他的胚胎长大，然后还要再等至少四十年。在此期间，你得保证，所有的观察者耐住性子，在他前途未卜的童年和青少年期不去乱加干预。 　　这还不算。你还得有把握能再造他的环境，大约还要造得丝毫不差才行。“环境”一词其实意味着人群，因此，你要克隆的恐怕远远不止于那个外交家本人。 　　这是克隆问题的非常要紧的方面。我们对于克隆而成的个体本身激动不己，却基本上忽视了这个方面。你用不着完全同意B. F. 斯金纳（B. F. Skinner）的全部论点，就可以承认，环境就是能造成不同。而当你审视我们用“环境”意指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最终指的就是其他生人。我们用委婉语和行话来表达这个，诸如“社会力量”，“文化影响”，甚至还有斯金纳氏的“言语群体”，但是，这些词语真正的意思，是指邻近的密密挤挤的人群，在讲，在听，在微笑，在皱眉，在给与，在保留，在勉励，在推动，在爱抚，或对这个个人抡起大棒。不管那些基因组说什么，那些人对于这个人性格的塑成至关重要。真的，如果你仅有些基因组，而没有人在其周围，你会培育出一株脊椎植物，不会更多。 　　因此，一开始，你无疑需要克隆那个人的父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就意味着那个外交家不在场，即使理论上也不会在场，因为，当这个外交家本人初露头角，被认为国宝时，你就不可能从他的双亲身上得到细胞了。你得把资格已备，堪称其任，并且父母双全的人们先行找齐，加以遴选，列出一个名额有限的单子。那父母也需克隆，而且，为了确保一致性，还得克隆他们的父母双亲。我想，你还需要有通常所需的手术同意书，填好，签字画押。如果我对于为人父母的情味有所了解的话，我敢说那是不容易办到的。让祖父母签字画押就更难了。 　　可事情还刚刚开头。实际上，根据现时的心理学思想，影响到一个人成长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那整个家庭。那么，克隆那一家子。 　　然后，还克隆什么？家庭每一成员成长的方式，都已经被在他周围确立的环境所决定了，这个环境意味着更多的人，家庭之外的人们，同学，熟人，亲爱者，敌对者，合伙用车入伙人，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有从地铁站柱子那边穿过来的与众不同的陌生人。找到他们，然后克隆他们。 　　但是，这个规划是没完没了的。外围的每一联系都有自己周围的一家子，连同那一家老小各自的外围联系。得克隆他们全部。 　　要把这事作得圆满，要想最终结局是一个人的真正复本，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得克隆整个世界，少一点也不成。否则就没有任何希望。 　　我们还没有作这种规模的试验的条件，而且我认为，我们也不愿意去作。首先，那意味着用一个完全相同的世界来取代今天的世界，紧随其后。而这就意味着不会有自然的，自发的，随机的，幸运的新生儿。一个孩子也不会有，只有那些现在在场的一对对的人工制品，再加上那些完全一样的一对对成人，包括今天这些吃政治饭的，都是成双成对。这太过分了，想都不敢想。 　　还有，当这整个试验完成时，比如说五十来年以后，你怎样得到有关结果的诚实无欺的科学读数呢？在那一世界的某个地方，会有那个最初的克隆人，五十好几的岁数，兴许已被遗弃和忽视了，而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今天所有人的确切复本。那会是与今天同样的一个世界，满溢着今天人们的所有复本，连同他们同样的问题的复本，可能都会因为不得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从头再来重作一遍而心怀怨愤，恨死了那个最初的克隆人，要找他的别扭，跟他没完，假如他们能找到他的话。 　　很明显，即使那件事作得恰到好处，他们还是会寻找途径，解决普遍不满的问题。迟早有一天，他们必然会巡视四周，彼此看着，拿不准到底该克隆哪一个对社会有特殊价值的人，好让我们摆脱这一切。于是，这件事就会周而复始，可能还要反复无穷。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活过那么一个阶段。那时我纳闷儿地狱会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挖空心思，想象某种永劫。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能想出任何类似上述景象的事情。 　　如果你在寻找出路，那我倒有另外一个选择。放下克隆的事，别去尝试它，而去试试相反的方向。找些门路让突变来得快一些，多一些新的变种，多一些不同的歌声。假如想瞎鼓捣混日子，那宁可鼓捣点别的，而不要去想方设法让事情千篇一律。别鼓捣任何人，连你自己在内。头顶上面有个天，天道可是喜变不喜居的。 　　论单义词和混合词 　　单义词被认为是词汇里的纯金，是词汇里的晶体，绝对的原装货，仅仅指称人们自古以来要它指称的意义。如今，这样的词已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用的词大都是混合词，是由古老的，用过的旧词凑合成的，这凑合的过程颇像废品的回收利用。我们周围到处堆满了弃置不用的词，丢弃在我们头脑的四郊，像一堆堆破铜烂铁。 　　当你真的邂逅一个原汤原味儿的单词时，那体验就有些惊喜参半了，好像在箱箧里的旧中学年刊中看到了一个朋友的照片。那些词都非常老，而那些最意味深长的词，都可上溯到印欧语中的词根，它们后来成了不同语言里同源词的祖先。这些不同语言有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有很久以后形成的英语的大部。Sen意为旧的，老的（Old）；spreg意思是讲话（Speak）；swem是游泳（swim）；nomen是名字（name）；porko是头小猪（pig）；dent是一颗牙（tooth）。Eg是我（I）和我的自我（my ego），tu是你（you），me则是我（me）。Nek是死亡（death）。Mormor是低语（murmur）。Mater，pater，bhrater和swesor是最亲近的亲属（父、母，兄弟，姐妹），而nepots则是甥侄和甥侄女儿（nephews和nieces）。Yero是一年（a year）。Wopsa是一只黄蜂（wasp），aspa是棵杨树（aspen）。Deru是棵树（tree），同时也是某种耐久而真实（true）的东西。Gno是知（to know）。Akwa是水（water），而bhreu则是沸（boil）。使用基本的印欧语，再加上挥手，你可以走遍天下，差不多跟用纽约英语一样方便。 　　当然，也有些最初的词汇彻底地改变了意思。Bhedh是今天珠子（bead）的前身，但它的本义是要求或吩咐（bid）；bead一开始意指祈祷。Dheye意为看和见，到了梵语里成为dhyana，意为静思，到了巴利语中为jhana，到了中国语里为禅，到日语而为zen（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