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节

你可能认为，现代科学大概一直在创造簇新的单义词以满足其需要，可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的大多数表示新事物的词汇是翻新的旧词。一百年前开始使用的词热动力学（thermodynamics），是一家古董铺子：印欧语的gwher，意为热，后来成为希腊语里的thermos，而印欧语里的deu，意为做，成为希腊语里的dtunesthai，意为能做什么，于是有了能动的（dynamic）〔dynamite（甘油炸药）、bonus（奖金、礼品）和bonbon（夹心糖）来自同一个deu〕。计算机行话里的二进制数码（bit），尽管造的时候意思最不含糊。其组成部件是binary（二进制的）和digit（手指、数字），然而，它的来源却有着纠结不清的意义：binary来自dwo，意为二（two）。这个词还生出twig（小枝），double（成双）和doubt（怀疑）；digit起源于deik，意为展示或教导，后来跟另一些词结伴来到英语，它们是token（记号），paradigm（范例），ditto（同上），还有toe（脚趾头）。 　　核酸（nucleic acid，来自ken，后来是knu，加上ak）是某种坚果，跟某种锋利的东西结了对儿。 　　霍乱病毒（cholera toxin），让一个初识我们文字的外人翻译出来，可能是一副铮明瓦亮的弓箭。Ghel最初的意思是明亮的，后来意为黄色；它先后成了希腊语里的ghola和khole，意为胆汁，后来成为英语里的choler（胆汁症）和cholera（霍乱）。Toxin起初是tekw，意为跑或逃，后来成为波斯语里的toxsa和希腊语里的toxon，意为弓和箭；病毒的意思大概来自涂在箭上的毒，或者，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所说，来自紫杉树taxus，其木可制最好的箭，而其浆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有毒的。 　　指称毒（poison）的那个词来路更为曲折，颇像一个耽搁已久的转念。它来自poi，意为喝，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potare，由此又生成potion（一服麻药）〔还有symposium（研讨会），来自sun，意为在一起，加上posis，意为喝〕。那个有毒的含义是随着媚药这个概念而出现的，此后，毒这个观念才进入意识当中。 　　在venom（毒，毒液）背后，也有段类似的稀奇古怪的历史。这个词一开始是wen，意为希望或意愿，或多或少直接导致了win（赢得）。在演化的途中，它的一枝通往venus（性爱），venery（性欲）和venerate（尊祟），这些都是爱的变种。媚药称作venin，不知怎么，这个词渐渐有了今天的毒或毒液的意思。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毒和毒液能来自媚药。或许，当时的药理学还很原始，很玄乎，跟毒物学只隔一层窗户纸。或者，当时在常识上大家有个共识，就是，任何意在引诱虚假的爱的化学添加剂，在本质上都是某种毒物。这透露了初民的一点重要的可爱之处，他们憎恨弄虚作假的爱，于是就把毒液和毒物从那些爱情骗子那里剥夺了来，还给虫豸的毒刺和蛇的毒牙。 　　病毒（virus）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虽然很新鲜，可virus这个词却很古老。它的词根是weis，意为流动，是徐徐流出、分泌（ooze）那个意思。那个词先是从古英语的wase到了中古英语的wose，于是就成了ooze本身。后来，它派生出一个意思，指某种弯曲曲滑溜溜的东西，由此，鼬鼠得到了它的名字。此后产生的联想更令人不快，意指某种讨厌的，不卫生的，有毒的东西（noxious），结果有了viruses（毒素，毒害）的virulence（毒性）。凑巧，noxious来自nek，意为死亡，是从拉丁语里的necare和nocere来的，这些词为我们提供了necropsy（尸检）及其同源词。甘露（nectar）是神的饮品，因为它是防止死亡的（tar的意思是克服）。 　　听起来这像是一系列的偶然事故，也许，语言的进化大体上是种碰运气的事，就像动物的进化一样。尽管这档子事里包含的许多事实已被两百年来探微索隐的语言学盖棺定论，可是，在这整个行当中，还是有些普遍的、不可避免的、高度不可思议的性质。假如这就是词汇的进化方式，那么，这种进化似乎是依赖很多纯粹的运气，或者，像法国人说的，是hazard（古法语，掷骰子赌博；英语，碰巧，意外，危险，冒险，掷骰子赌博）。 　　运气（chance），现在终于有个词表达它了。帕特里奇（Partridge）给了它近两栏的篇幅、最小的小号字排印的，但不只是在这一个词条下。如果你要查到chance，你得找到cadence，那个词最接近一个单义词，可离单义词还是相距甚远。Cadence来自kad，意为倒下，落下（to fall，falling）。Kad导致了拉丁语里的cadere和梵语里的cad，意思还是倒下，有时意为死亡，从这儿，来了一大串意为冒险和暂时的词：cadaver（解剖用的尸体），decay（腐烂），casualty（事故，死伤），deciduous（脱落的，暂时的）和casuistry（决疑法）。 　　倒下的概念生发出一些词，如cadence（节拍），cadenza（华彩乐段，终止）和cascade（瀑布）。Chance一词，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来自骰子（dice）的落地（falling）。 　　碰巧，hazard也来自dice，是经由古法语hazard和西班牙语azar（来自阿拉伯语yasara、意为玩骰子戏）来的。Dice得名于游戏中用的骰子（die）。Die一词来自印欧语do，最初意为给与，后来变成了donation（捐赠），dowry（嫁资），endow（捐赠），dose（剂量）和antidote（解毒剂）。在俗拉丁语中，动词dare后来意为游戏，生发出一种游戏用具datum，到了古英语为dee，后来成了die和dice。 　　很明显，这类事情是不可能通过人的心智有意作成的。今天的语言，乃是无休无止的一系列小错误的结果。这些小小的错误一个接一个，把我们引回到遥无尽期的从前。这些词汇只是被我们放了出去，让它们在那片黑暗中飞翔，互相碰撞，以乱七八糟的方式配对儿，生出些野种，生出些随机的杂种（混合词），理性对之莫可奈何。 　　试想假如我们在这上头用了心思，我们将会作得多么好吧。这里需要的，就是更好、更清醒的组织，并且对于人类言语有更加有效的行管控制。一直缺少的就是管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有时还是可悲的：假如今天的大多数词汇是通过这一不可思议的杂交过程造出的，那么，杂交就是我们现在要加以控制的。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怎样使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结对儿，使交配能够发生，然后选出我们所想要的小崽子。政府将需要参与其事，因为我们将需要在全球建立整个新的研究机构，在各国的首都占据很大的地面，专门从事词汇的养殖，就像上个世纪的那些农业实验站一样。词汇养殖可以成为未来官僚机构的当务之急，像过去一样，不过比从前组织得更好，委员会也更多。给以大堆储备好的生育新词儿的室内创造性，在可行时尽量把字母输入改为数字输入，由计算机赋予的能力加以财政上的优化，切中要害，针对目标，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最终会摆脱对过去的依赖。新的杂种，在我们本地的代理机构合成的混合词，到时候就会取代那些印欧语词，而带有它们所有的原始性，前文化性，和叫人难为情的共鸣。 　　首先，我们应该用另一个词来取代hybrid（杂种，混合词）这个词。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满意地描述自己，而是它有那么点不够直截了当，不足以担当我们要它担当的科学任务。Hybrid是个较新的词，很容易被不动感情地处置掉。然而，在它的背后，站着一个面色凛然的拉丁语词hybrida，指的是野公猪和家母猪所生的不合意的崽子。这个词在英语里毫无用处，直到大约17世纪，有人不经意地提到了杂种，指称野猪和家猪的不正当婚配。可直到19世纪中叶，它才真正进入英语这一语言。那时，植物学和动物学都需要这个词了。迅速发展的语言学也需要它，甚至连政治学上也用到了它（如国会里的混合法案）。 　　Hybrid一词的麻烦，在于它的一些更远的来源。那个词带有内里的责难。在成为hybrid之前，它是hubris，那是个早期的希腊语词，指的是僭妄，对诸神的傲慢。Hubris本身来自两个印欧语词根，ud，意为上（up）或出（out），和gwer，意为暴力和力量。总的意思是侮辱。Hubris在19世纪末叶成了英语里的一个中性词，被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学者们发掘出来，就地使用，作为一个俚语，来形容有意运用人的高度智能去自找麻烦。Hubris（狂妄自大）是陷入某种学术柔道的危险；假如你机关算尽，使尽聪明，你会被自己的力量甩抛到地狱的边缘。 　　汇入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产品中的最新杂种，是哺乳动物细胞和细菌细胞核酸的结合物，这样的结合是可以通过重组DNA的新技术像串珠一样容易地办到的。有人希望停止这些杂种的生产，理由是，这样的存在物的生物特性可能是有害的。 　　作成你自己的语言？靠研究所里的一些委员会？你在说些什么。 　　科学的危险 　　如今，有个批评科学和科学家的专用词，叫作狂妄自大（hubris）。一旦你说出了这个词，你就说出了一切。这一个词，概括了今天公众头脑中所有的恐惧和忧虑——忧虑的不仅是科学家们自己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在这同一个词里，还包含着另一层忧虑：人们还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所作所为正在使这个接近结束的世纪变得极其错误。 　　Hubris是个有力的词，包含着多层有力的意义。它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但有着自己的新生命，早就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藩篱。今天，它已足够强大，正以千钧之力，对人们无处不竭其心智提出非难。人们的这种态度曾导致了露天剥采，近海钻油，DDT，食物添加剂，超音速运输机，还有那小小的圆圆的塑料粒子，新近发现，这种粒子正在塞满马尾藻海的水域；这种智力活动也想出了原子核的聚变和裂变，使之能把一个个城市先吹倒后烧掉。 　　现在，生物医学正急起直追，就要赶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科学和技术了，于是也就招致同样的批评意见、用的也是那个贬义词。据说，整个生物学革命，都是狂妄自大造成的。是狂妄自大的态度，给我们开辟了这样的前景：行为控制，精神病外科学，胎儿研究，心脏移植，从其自身的一点一点非凡的细胞，无性繁殖出性能特出功勋卓著的政客，还有医源性疾病，人口过剩和重组DNA。最后一个，这种让人们得以把一种生物的基因缝合到另一生物的DNA上面的新技术，被作为狂妄自大的最高典型。人要自作主张随意制造杂种，就是狂妄自大。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第一个词，从杂种（hybrid）到狂妄自大（hubris），在这里，那个人为地把两个存在结合在一起的意思不知怎么仍然保留着。今天的结合直接是希腊神话式的：这是把人的能力与诸神的特权相结合，而今天批评者使用的，正是hubris一词中所含的强作妄为的意思。这个词就是已经长成了这个样子，成了一个警告，一个专用的咒语，一个来自英语本身的速记符号，它说明，假如人开始作那些留给诸神作的事情，把自己神化，结果会是很坏的，在象征的意义上，比公野猪配母家猪生下的杂种对古罗马人来讲还要坏。 　　因此，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是极其严重的事件，要进行反驳，不是简单地嘲嚷几声“反科学”和“反智力”等等所能胜任——这正是我们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现今所作的。对我们的科学事业的怀疑，来自人类最深刻的忧虑。假如我们是对的，而批评者们是错的，那么，情况只能是，狂妄自大这个词被误用了；强作妄为并非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科学，存在（至少一时存在）着根本的误解。 　　我想，有一个中心的问题要对付。我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它，尽管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回答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作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但我得承认，这个回答是直觉的反应。可要我通过推理想透这个问题，我既不情愿，也没有受过那个训练。 　　在科学界的圈里和圈外，都已有了一些努力，要把重组DNA作为解决这一争论的焦点。这一研究的支持者们被指控为纯属狂妄自大，是僭越诸神的权利，是僭妄和强暴；更有甚者，他们自己都承认在干着亲手制作活的杂种的勾当。坎布里奇市的市长和纽约市的首席检查官都得到建议，要他们立即制止这件事。 　　然而，关于要不要给知识划定禁区的争论，却与此大不相同，尽管那当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已经有了，而争论的热点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应用。DNA已经被用来制作某些有用而有趣的蛋白质，那该不该把它跟大肠杆菌（E. coli）结合呢？有没有可能插入某些错误种类的毒素或危险的病毒，然后，又让新的杂种逃出实验室，在外面扩散？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制造病原体新变种的技术，该不该因此而被制止？ 　　假如争论控制在这个水平，我看不出为什么它得不到解决；有通情达理的人就行。上个世纪，我们已学会了好多处理危险微生物的方法，尽管，我不得不说，重组DNA研究的反对者们倾向于贬低这一大块知识。曾经有过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东西，如狂犬病病毒，鹦鹉热病毒，鼠疫杆菌，还有伤寒杆菌，被研究者在保险的实验室里加以处理，仅在罕见的案例中，有研究者自己感染上了，而造成瘟疫流行的案例则是决然没有的。像有些论者现在坚持的那样，设想造出了又厉害又贪婪的新病原体，能逃逸出同样保险的实验室去危害整个人类，这个假定是颇费想象力的。 　　但这却正是重组DNA问题的麻烦所在：它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争论的两边都曾多次大发其火，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场争论听起来已经不像是关于技术安全的讨论，而渐渐像是别的什么，差不多像一场宗教的纷争了。这里又回到了那个中心的问题：科学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在这个问号之后，不可避免地还跟着一长串难以回答的问号，领头的一个就是要问，首先，作决定的人该不该是坎布里奇的市长？ 　　或许，我们大家最好还是放聪明点，急流勇退，趁重组DNA的事还没有扩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赶紧罢手为好。假如我们一定要就此干一架，让它局限于讨论之中的重组物的安全和保安问题，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有一些规定和守则，来确保公共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提出或甚至暗示到这些规定或守则，都要遵守。但是，假如可能，让我们别碰那个给人类知识划定禁区的问题。那里面针线太多，我们简直就不可能对付它。 　　说到这儿，已经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我已经站到一边去了，而且我的观点完全是偏见。没错儿，是这么回事。但要加些限定。不要以为我是多么支持重组DNA。我的观点，与其说是支持重组DNA研究，倒不如说是反对那些反对这方面探索的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研究者，我不客气地驳斥那种断言，认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实验室里防止感染，更不知道如何防止它们逃逸出来，在实验室外扩散。我相信，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老早就知道了。此外，我还认为，宣称人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要命的致病微生物，那也是一种相反形式的狂妄自大。在我看来，一种微生物，要经过很长时间，通过长久的共同生活，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病原体。在某种意义上，致病性是一个需要高度技能的行当，在地球上无数的微生物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卷入了其中；大多数细菌忙着自己的事，进食，进行着生命其余部分的循环。说实在的，在我看来，致病性是一种生物事故，信号由那些微生物误指了，或被寄主误解了，像在内毒素的情况中一样。或者，寄主和微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太长久了，结果，某种形式的分子拟态现象成为可能，像在白喉毒素的情况中那样。我不信仅仅通过把新的基因组合放到一块儿，就能造出一些生灵，能像一个病原体那样——因为病原体必定是那样的——有高度的技巧，而且适应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正如我从来不信来自月球或火星的微小生命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一样。 　　但是，我说过，我拿不准争论争的真的就是这个。在它背后，还有另一个讨论，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陷进去。 　　关于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我不能赞一词。那些学科在本世纪有了长足的进展，用任何标准衡量都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在生物科学和医学中我们实在还太无知了，还不能开始作出判断，什么东西是我们该学的，而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学的。相反，我们对于能够抓住的一点一点都应该满心感激，我们探讨的范围应该比今天的大很多。 　　用“狂妄自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得十分小心，应保证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时候不去用。把它用在追求知识上面，就要冒很大的风险。知识的应用又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的技术中的确存在大量的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认为，寻找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不管在什么水平上，可能被称为非自然的。真的，如果人类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属性，使他们能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灵的话，那就是他们不知餍足地、不可控制地求得知识，然后跟这一物种里的他人交换信息的驱动力。想一想就是这样，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学习。我还想不出有什么人类冲动能比这一个更难以驾驭。 　　但是，我却能想出许多理由来力图驾驭它。首先，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很可能引起什么人的不安。关于重组DNA的研究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不但因为现在正在争论的一些危险；而且面对一个事实，人们会从根本上受惊的，这个事实就是：控制着这个星球上生命的遗传机制，竟然会这样容易地被随意糊弄。我们不愿意认为，任何像物种家系这样固定、稳定的东西，可以被改变。那一想法，认为基因可以被从一个基因组取出，插入另一个，是让人沮丧的。古典神话充满着混杂存在物，半人半动物，或半人半植物，而其中大多数是跟悲剧相联系的。重组DNA让人记起了一些噩梦。 　　对于这种事情，社会最容易作出的决定是，指定一个代理机构，或一个委员会，或者在代理机构下的分支委员会，去调查该问题，并提出建议。而面临任何看起来正在惊扰人们，或使人们不舒服的过程，一个委员会所能采取的最便当的方针，就是建议停止那事，至少暂时停止。 　　我能很容易地想象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由无懈可击的场面人物组成，得出结论说，就基因移植作进一步探索的时机尚未成熟，说，我们应该暂时把它放一放，没收儿放到下个世纪，转而作些别的不这么让人为难的事情。为什么不弄点更招人喜欢的科学，比如说，如何能更便宜地得到太阳能？或精神健康？ 　　麻烦在于，一旦这一研究开始了，那就很难停止它。毕竟，有许许多多科学研究，为大众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所不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华盛顿建立了挤满屋子的小组委员会啦，常设委员会啦等等，来表彰，然后控制科学研究。提醒你一句，那表彰或控制的依据，不是那新知识的可能的价值和用处，而是要保卫社会不受科学狂妄的骚扰，抵御一些知识，那些知识我们还是没有为好。 　　那绝对是个令人神往得抗不了的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人们得排长队申请委员资格。几乎什么事都会成为正当的攻击对象，任何跟遗传学沾点边的，有关人口控制，或者，反过来，关于衰老问题的研究，等等，当然是非禁捕猎物。极少学科能够走脱，大概有几样是例外，比如，精神健康。在这一领域，没有人真的指望能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什么新的或让人不安的事情。 　　遇到最大麻烦的研究领域，将是那些已经包含某种东西，会让人迷惑和惊讶的，并可以想见会震荡一些现存教条的。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进展顺利的学科，那就不可能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设法选择你认为你将会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唯一一条硬棒棒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我们是极其无知的。真的，我把这一条视为一百年来生物学的主要发现。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条发人深省的消息。假如听说，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前头的路是多么令人迷惘，连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些最辉煌的头脑也会大吃一惊的。正是这种突然面对无知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形，才代表着20世纪科学对人类心智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们终于要大胆面对这一事实了。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填补空白。现在，既已开始诚恳地探索、一本正经地搞科研，我们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问题有多大，离得到答案有多远。正因为如此，对人类心智来说，现在正是时世维艰。难怪我们心情沮丧。无知不算很坏的事，假如你对这一事实完全无知；难就难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无知这一现实、知道了有些场所最糟，偶尔还有些场所不那么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尽头都没有真正的曙光，甚至连真正可以信赖的隧道都还没有。真的是艰难时世呵。 　　但我们已经开了头。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有某种满意，甚至狂喜。方法对头，很可能没有什么想得到的问题是不能得到答案的。甚至包括意识的问题也迟早会得到答案。当然，一定有些我们还想不到的问题，从来想不到的问题，因此人类心智的能事也有了局限，而关于这些问题和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可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如果我们楔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干下去，我们应能通过工作得到所有的答案。 　　我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用了我尽可能作出的臆断和尽可能唤起的信心，为的是提出另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狂妄自大吗？是否有某种东西是根本上非自然的，或内在的错了的，或危险的、让我们这一物种这样野心勃勃，驱使我们大家去达到对于自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全面的理解？我不能相信这个说法。我们这样富有好奇心，洋溢着问号，天生具有可以提出清楚问题的才能，而让我们甘于跟其他物种平起平坐，不去对自然作些什么，甚至还试图捂住那些问题的盖子不放，这样，在我看来更不自然，更冒犯自然。试图假装我们是另一种动物，假装不需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假装可以不要进行探索、研究和试验而过下去，假装人的头脑可以干脆声称有些事情它不需要知道就能超越自己的无知，这才是更大的危险。以我的思路，这才是真的狂妄，并且会危及我们大家。 　　说疣子 　　疣子是些绝妙的结构。它们可以一夜之间出现在皮肤的任何部分，就像潮湿草坪上的蘑菇，长得羽翼丰满，而其建筑艺术则有辉煌的复杂性。把它们切片染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看到，它们是最特化的分子安排，好像是为某种目的建造的。它们墩在那儿，像一座座建有塔楼的山丘，这些山丘是致密的，攻不破穿不透，是为防御外部世界而设计的。 　　在某种意义上，疣子既有用，又重要，但不是对于我们。实际上，疣子那生长茂盛的细胞，乃是一种病毒精心结撰的生殖机器。 　　从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想，被疣子病毒所感染的细胞是运用这一反应作为自己抵御那病毒的方式，这方式未免笨重，甚至使自己更讨人厌。但事情不是这样。疣子正是病毒想要的；这种病毒恰好只有在经历这种赘生的细胞中才能繁滋兴盛。它根本不是什么防御；这是一种五体投地的欢迎、是热情饱满的资敌，迎合着病毒的需要：来吧，多多益善。 　　疣子的一大奇趣是，它们会消失。它们长得羽翼健全，人身上再没有什么比它看上去更泼实，更耐久。可是，不知怎么、它们的生命到了尽头，常常极其突然地消失得无迹无踪。 　　而且它们可以通过某种作为而消失。这种作为只能称为思考，或某种类似思考的东西。这是疣子的一大特点，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其令人惊异的程度，胜过无性繁殖或重组DNA或内激素或针刺疗法或任何在报刊上招摇的东西。它是科学上的一大疑团：疣子可由皮肤通过催眠暗示来下令抹去。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但证据由来已久，言之凿凿。一代代的内科医生和皮肤病专家，还有他们的老祖奶奶们、都相信有这回事。有一次，一位出名的老教授、当年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的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聪明有为的青年门生，告诉我，他有一个治疣子的招数：在疣子上涂上龙胆紫，然后坚定地向病人担保，疣子会在一星期内消失。此法屡试不爽。已有几位优秀的临床研究者进行了好几项细致的研究，用了妥当的对照组，其中的一项研究，十四名患者生有看上去颇难对付的、身体两侧都有的广泛性疣子，被施以催眠术。给他们的暗示是，一侧的所有疣子将开始消退。数星期后，显出无可争议的肯定结果。九个病人受暗示一例的疣子已全部或接近全部消失，而对照侧上的疣子还像从前一样多。 　　大多数疣子按指示准确无误地消失，这真是饶有兴味的事；而更加令人神往的是，竟会发生错误。有些事情上，你需要清楚地理解何为左侧，何为右侧。你也可以想见，在这儿也同样需要。其中有一个病人左右弄混了，毁灭了错的一侧的疣子。嗣后，麻省综合医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作的一项研究中，两侧的疣子都被排斥，尽管指令是只注意一侧。 　　我一直想参悟出，那由无意识的头脑——不管那是头脑还是别的什么——在催眠术下发出的指令是什么性质。在我看来，很难想象头脑会简单地说，开路，自己消失吧、而不在同时提供有关如何消失的细节要求。 　　在这些试验的结果刚刚发表之时，我曾想过，那些指令可能是极简单的。或许不过是一道命令，说要关掉流入疣子中和流经疣子周边的所有前毛细血管小动脉的血流，直到把疣子憋死。无非如此，而不会更详细些。至于头脑会如何准确地作到这一点，切断一个疣子的血液供应而放过另外一些，我是想不出来。但不管怎样，我满意于到此为止，不予深究。并且我很愿意认为，我的无意识的大脑会无可旁贷地负起这一责任，因为，假如我是受试者之一，我决不会有本事亲自作成这事。 　　可现在，知道了有关疣子的病毒病原学的信息，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最近又出了一种振振有词的看法，认为免疫机制在排斥疣子过程中非常可能有些瓜葛。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 　　假如我的无意识能想出如何操纵那些用于摆脱该病毒的机制，并把所有各色各样的细胞加以正确地配置以达到组织排异，那么，我就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说，我的无意识比我能耐得多。真巴不得此时此刻生个疣子，好看看我是否那么神通。 　　在我的脑子里——姑且这样说吧——有样东西，“无意识”这个词不够用，即使用了大写也不敷用。应该有个更好的字眼来代替它。我自小受的教育，是把思维的这部分看作是某种私人疗养所，在我大脑的某个郊野，用围墙围起一块地方，与其他部分分隔开来，没有别的能耐，只能生产出一些含混的信息、诸如，使我的大脑本部永远有些不平衡。 　　可是，话又说回来，任何能够拒斥疣子的精神机制，同时又成为别的什么。这不是你可望在书里面该到的那种无意识所控制的那种混乱无章的过程，处于事物的边缘，管作梦或在词语问题上弄错或发生歇斯底里。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谁，管这事，都得有外科医生般的准确性。简直就需要有个人在说了算，操持一些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细微末事。那是一个熟练的工程师加经理，一个办公室主任，是那整个地方的头儿。我以前从未想到，我还有这么个房客，或许，更确切些说，想不到竟有这么个房东，因为，假如局面果真如此，我就只不过是个房客而已。 　　除开其他造诣不论，他还必须是个世界级的细胞生物学家，能够分辨一个人身上各种类型的淋巴细胞，每一种都有我所不懂的彼此迥然不同的功能，以便动员正确的一些来干掉那些错误的，以期完成组织排异的任务。假如这事留给我干，而我也不知怎么被赋予能力，能号召淋巴细胞，指令它们去我疣子的附近（假定我能学会作这样的事），那么，我的那些淋巴细胞们就会杂乱挤撞在一起，B细胞，T细胞，抑制细胞，吞噬细胞，无疑还有我还不知其名的其他细胞，一齐拥来，那就什么有用的事也干不成了。 　　即使不牵涉免疫学，而要作的事情只不过是关掉局部的血液供应，我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如何作起来。我设想，有选择地关闭小动脉可以通过某种化学介体来完成。我还知道一些介体的名目。可即使我知道怎样作，恐怕也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出去。 　　好吧，那么，是谁在监管这种作业呢？没有人来管，这你知道。你不能坐在那儿，光受催眠了事，接受一些暗示，就能叫它们准确地起作用，而不用设想存在某种非常像一名控制者一样的东西。恐怕不能把那整个复杂事务推诿给一些较低级的神经中枢，而不发送一组相当详细的规范。这些都远不是我的头脑作得来的。 　　有某种智慧知道如何除掉疣子。想到这一点，是让人不安的。 　　这还是个绝妙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只要想想，假如我们拥有任何类似某种清楚理解的东西，知道一个疣子被用催眠术除掉时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会知道多少。 　　我们可能会知道相当于组织排异中的细胞和化学参与者，可以想见还带有某些关于病毒怎样在细胞内造成异化的途径的附加信息；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反应物的交通是怎样指挥的，然后或许能了解某些疾病的本质，在这些疾病中、发生了错误的交通指挥，指向了错误的细胞。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可能会探索出某种存在于每个人之中的超智能，比我们聪明千万倍，拥有我们目前理解力所远远不及的专门技术。那样的话，真值得来一场“反疣之战”，一场“疣子的征服”，建一所全国疣子研究所，等等。 　　论玄愁 　　据说，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里的文明人有一种独特的倾向，那就是特别的紧张，一触即跳，对未来抱有史无前例的不安，对现在感到沮丧绝望，想起不久前的过去就夜不成眠。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技术和机器噪声，还有我们建造起来把自己同大地隔开的那冷酷坚硬的钢铁和塑料的装置。根据这种看法，无休无止的忧虑乃是现代的一大发明。何以解之？唯有关掉所有引擎，爬回乡野去。原始人戴着玫瑰的花环，睡得香甜。 　　我不大信。人一向就是特异的多愁动物，有着几乎尚未开发的忧虑能力；这是位人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有禀赋。无疑，在人的大脑深处，有一个神经中枢来协调这一功能，就像专司饥饿感和睡眠的中枢一样。 　　史前的人，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火供他思虑、也必定是所有动物中最忧愁的。他在光线微弱的洞穴里到处摸索，使劲地想，他该干些什么；感觉到了逼到眼前的神圣责任——制造工具。那时，他必定花了好长时间冥思苦想他的拇指，并且为之着急。我想象得到，他会怎样盯着自己的双手，惊讶地把拇指尖跟其他指头一一相对，想，老天爷，这一点是把我们跟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苦苦的思索：它们生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有许许多多个难眠的长夜，脑子里全是拇指。 　　假如得知曾有一些史前的古老委员会，我是不会感到惊异的。这些委员会举行集会辩论说，拇指可能正在让我们走得太远。假如不是有拇指而是多有一个平常的指头，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忧虑乃是人类功能中最自然、最自发的。现在是承认这一点，甚或是学会更好地忧虑的时候了。人是忧患的动物。这一特征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大多数人容易忽视这一活动，生活在忧虑的薄冰上，但从不深钻下去。 　　要完全沉浸于一种纯粹的、给人启迪的烦恼之中，我可以推荐一种改造了的超级坐功。我在读一本学术性很强的杂志时碰到了关于那一功夫的文章、并躬亲实践了一番。在我的后院，有棵山毛榉树。树下有条翻倒的破独木舟。我坐在里面，按说明中的指令，一丝不苟地如法作起。放松，目微闭，调匀气息，默念一字真言，此处是“哞……”，一遍又一遍。这些要求对山野散人是颇适合的；我的意识，通常东游西荡浪掷时间，抓住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准备要一念顿断，随风飘逝了。可这时，屋里丁铃铃电话响起，也不管你气息调匀念那“哞”字真言，响了好几遍后嘎然而止。此时此刻，我一下子发现了玄愁功法。 　　玄愁功法简便易行，任何人，不管其年龄，性别或职业状况，几乎任何场合都可以作。对初学者，我建议二十分钟为一节，上午上班前作一遍，深夜失眠之前再作一遍。 　　要作的是坐在某处，最好是单独一个人、绷紧全身肌肉。假如你开头就使自己适度不舒适，比如，坐进独木舟的底部，紧张就会自然出现。现在合上眼，集中注意于这一点，直到合眼的努力引起眼皮的轻微跳动。然后呼吸，分析地思考呼吸涉及的肌肉活动。最好，尝试用单侧鼻孔呼吸，两个鼻孔交替位用。 　　现在，念动真言，真言是“愁……”（worry），快速重复。这个字本身就很有效，因为这个字的历史使之有暗示性的同源语。这样，一边念，一边就横插进一些回忆，记起它原来来自印欧语词根wer，意思是弯曲扭动欲求逃避。这个词到了古英语成为wyrgan，意为窒息而死，其近亲包括weird（离奇的），writhe（苦恼，扭动），wriggle（蠕动，挣脱），wrestle（摔交），还有wrong（错）。“错”是同样有用的真言，理由也与“愁”字对等。 　　然后，放出你的意识，让它自由漂浮。大约过三分钟，你就可以感到有这么回事发生。几乎在漂浮的同时，你就开始倾覆，下沉。这种种感觉的综合，成了一种知觉：知觉到有某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麻烦。 　　末了，成功的话，你会开始听到“铮铮”声。那是一种若来自远方的、有韵律的声音。其律不合呼吸，亦不合真言念动的节奏。几分钟后，你把脉细评，就会发现，这“铮”音与脉搏同步，发自头颈间，想来是某动脉转弯处的湍流所致，甚至还会是一个血小板的振动引起。现在，你接上头了。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让那加剧的玄愁自动进展，到下一阶段，名叫主绞盘，途中，你经过似乎是自四面八方汇流而来的系列画面，杂乱无章，转瞬即逝，极快地跳动而过，像部断烂影片，许多画面看似微不足道，可每一张都联系着一种突坠空云之感（在此给你一个有用的提醒：vertigo“眩晕”也是由wer派生出来的）。你像一只鸟儿惊叫着飞掠头脑，这时，你也许会突然看见一个时行的灯光广告牌；或者幻觉看到加油泵那快速转动、让人无法识读的数字表；或者最后一条座头鲸，向空旷的海洋深处唱最后的一首歌；或仅仅是电视新闻广播，宣称，现时的缓和意昧着苏美两国人工心脏工程。要么就是最新的科技信息，涉及中微子脉冲簇射，由坍缩的行星向人发出，你无可逃遁，即使在南达科他州的盐矿底层也逃不了。当然，还有水门事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音乐，学术场合的黑板上粉笔画出的下降曲线，交替地预言着未来美国宠物狗种群的数量，哈莱姆的老鼠，头顶上和盐矿深处的核爆，挪威的自杀事件，印度作物歉收，世界人口总数；想到月亮的吸引力会引起秃顶，不可避免的大陆漂移，电子吉他，各种东西在悄悄溜走，感觉到处的小地毯从什物底下滑出去：这些意念渐渐汇流，渐趋于无定形，尔后归于虚无，融入一种结实的、凝胶状的偏斜思想。一旦这事发生，你就开始进入最后的阶段，那便是关于纯愁的纯愁。此乃西方智慧的精华，我将其称为玄愁。 　　现在且论玄愁的用处。首先，它会在头脑空虚的时候把它整个儿填满。你的头脑倾向于闲愁万种，绵绵无尽，盘桓心底；老是纳闷儿，是不是忘了什么该愁的事儿。这会儿不然了。你一下子就得到充分的体验，来有定时，时间由你自己安排。 　　其次，在大白天无可烦愁时能让你过得充实，因为有虚实之对比而大欢喜。 　　第三，第三条好处我忘了，这说明要愁的事又少了一桩。 　　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需要面对。我得承认，玄愁是种代用的体验，是真愁的替代品。在这种意义上，总是存在作过头的危险。另一种危险就是技术的介入。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有广告，登在小型文学杂志最后几页，推销一些电子装置，装在黑色的塑料匣子里，有旋钮，有显示屏，耳机里响着受激而发的嗡嗡声，还有终端可固定在头骨的各部位，以便使脑波跟玄愁交相呼应而彼此加强，并可随意选择波形。自然还得说一句，如不满意（或即使满意），钱款退还。这些装置会被冠以诱人的品名展开销售，如忧愁放大器，或人工沮丧机云云。想到这些，又添一段愁，可这份愁或许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像普通的汽车收音机。 　　对不起 　　观察者在生物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可是并不奇怪。他或她只是观察，描述，解释，或许偶尔还嘶哑地喊叫一声，仅此而已。观察这一动作本身并没有改变观察对象的根本方面，或按理说不应该改变什么根本的方面。 　　在现代物理学中，情况可大不一样。测不准原理并不意味着，观察者一定会一经观察就毁坏确切的动量，或改变被观察的粒子，尽管这些事情是有的。实际上，那效应更深刻些。观察者和他的仪器创造被观察的现实。没有他，单个的粒子有种种的可能性，表现为种种的波形。要由他的仪器加以研究的现实不仅仅存在；那现实是由实验室生出来的。 　　我想到了这一点，但不能长久地专注。词语老是构成障碍。物理学的词汇本身就够使人迷惑：“魅力”（charm，核物理学），“奇异性”，“强”力和“弱”力，还有“夸克”。“物质”（matter）一词本身就跟梦幻一般，由一个基于儿语的印欧语词根ma生长而成。这个词根后来成了mater，再后来分化成好几个词如maternal（母亲的，母系的），material（物质），还有matrix（子宫，基质）。德墨特尔（Demeter）的名字就来自这一词根，她是管整个大地的神。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我自己一直在作着某种物理学的观察。没经过正规训练，观察用的仪器是一个铅笔尖，而可能还无意中引起了麻烦。我没想改变什么，并且，我想说，假如有所打扰，那么我得为这打扰说声对不起。 　　大约自去年开始，有好几回，我坐在北向面对东六十九号街的一个高层房间里，在办公桌前，直直地看七十二号街和三号大道交汇处的一座高层公寓楼，看那上面某块玻璃上太阳的反光。太阳从午后出现，出现的地点随季节而慢慢地变化。这你也能想到。但一天中太阳出现地点的变化可快得多。如果我看得足够久，我的眼睛可以携带多达八个又黄又绿的太阳的余像，把它们移到房间墙上的任何地方，把它们移上移下，所有的八个太阳，随意移动。 　　现在，我得说说我一直干的是什么了。 　　偶有几次，我把纸张（我用的是一种带黄色格子的拍纸簿）放在书桌的中心，把铅笔尖（最好用削得溜尖的铅笔尖）放在纸张的中央，注意七十二号街和三号大道间那幢大楼，然后把笔尖固定在那儿。 　　这种时候，我作的就是改变那系统运作的方式。我没有使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转动一周，而是把稳笔尖，让太阳慢慢地绕东六十九号街转。谁都可以作这件事。开始启动得费点力气，但经过几分钟的凝神苦想，你就能让东六十九号街居于不动的中心，然后你就感觉到太阳从你右后方升起，慢慢划一个大圆；一旦你启动了太阳，就不难组织起太阳系的其他部分，使整个系统围着一个不动的地球旋转，更确切些，是围绕曼哈顿东部的一个中心点转。当然得对付某种偏心性和不对称，并且，事件也并非井井有条，可它还是在转。 　　可是，在我开始作这件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它必然要触动更大的范围，这范围超出了太阳系。 　　你得使整个星系转动起来。整个星系在二十四小时转一圈。可然后呢，还有所有其他星系，它们不能被高高挂起，置之不理。它们也必须同时启动，旋转起来，跟我们当地的太阳准确地同步运动。当它们被启动旋转，发着尖利的哨声穿过太阳风湍流的时候，得允许它们围绕彼此作自己的无摩擦而有韵律的舞蹈，各自还带着自己的部件在内部跳舞。这是件巨大的工作，你得牢牢把握住铅笔尖才能作得正确。你得作那整个事情，完全地作，否则，就会把那个结构震撼成碎片。 　　假如你想要太阳每二十四小时里转一个整圈，你就得带着那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系，太空里所有的东西，离开那个弯曲的边缘。 　　这件事情里，最难作的部分，是你必须以那样的速度转动最外围的星系，以便使所有一切在二十四小时里转过来。这意味着，你需要非常高的运行速度，远远超过光速，否则，有些部分就要落后在外围磨磨蹭蹭。这样不行。宇宙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围绕一个固定的地球旋转，可你必须愿意投入那么多时间，并且牢牢地握住铅笔。 　　现在让我烦心的是，这种活动会给宇宙学家造成什么效应。他们可能会在帕萨迪纳，或波多黎各，或巴洛马，或匹茨堡，或其他什么地方，观察着什么。在我转动宇宙的时候，很可能万事大吉，想象道，我是在首尾一贯地做这件事，并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附着在边缘上的膜曾被我无意中撕裂。可是，在我玩腻了——有时我真的会玩腻了——而放下铅笔，转而想别的事情时，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一定会出现某种倾侧，某种震动，直震到边缘，这时、事情会作出调整，调回到老样子，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周，同时又绕太阳公转。 　　我想我应对此说几句话，为的是万一在我作完了那件事情时，需要就我的观察结果作些调整。可同时我也想到，我个人的操作可能不是唯一的。完全可能，还有个什么人，在西部中央公园，在第八十号街的上头的公离里，在那儿使宇宙绕固定的一点旋转。或者，甚至在提奈克（Teaneck）也有人作着同样的事。或者，甚至远在旧金山，还许有人以我所不解的方式歪曲着一切。实际上，这样的事也许会一直出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掀动着宇宙，使其绕这个或那个固定的点转动，有时甚至还会彼此矛盾。这事应该告诉那些天文学家，不然恐怕就太晚了，来不及意识到那乱糟糟的数字。 　　我为自己所作的感到抱歉。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把握能停下来。一旦你精确地把握住那个铅笔尖，把它固定在一个好地方，整个宇宙发着哨声围着它转、以必要的速度使所有天体物质缩小到乌有，感觉到那整个东西颠簸起伏，几乎要失控飞走，但仍旧举着它，旋转着——那时，要想停下是很难的。 　　论疾病 　　从远处看去，脑膜炎双球菌好像是整个人类的残酷无情的危险敌人。时疫席卷过军营，校园，有时危及整个整个城市的居民。那种微生物侵入血流，然后侵入脑膜间隙，结果便是脑膜炎。在有效的化学疗法出现之前的日子里，那是一种可怕的、高度致命的病痛。脑膜炎双球菌似乎特别适应于人类脑膜内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遭遇好像是有针对性的。你甚至会说，它就是这样讨生活。是一种捕食性动物，而猎获的对象就是我们。 　　可事情不是这样。如果你计数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的人的总数，再比较一下被脑膜炎整倒的人数，那么，这一安排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来。真正发生脑膜炎的病例总是非常少的少数人。没错儿，有多数人感染这种菌，但在带菌者身上，它只局限于呆在鼻咽道，带菌者通常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感染几天后，它们在那些人的血液中产生针对脑膜炎双球菌的抗体，然后，那种微生物或继续留在咽粘膜中，或不留下来，但事情到此就了结了。没有侵及中枢神经系统。 　　脑膜炎病例是一些例外。脑膜炎双球菌感染的常例是一种良性的，暂时的上呼吸道感染，几乎就不是一种感染，倒像是一种平和的结社。某些病人竟然发生脑膜炎、这仍是个谜，但不大可能意味着这是那种细菌的特别嗜好。可能的情况是，受感染病人的防御机制在哪方面出了毛病，以至于脑膜炎双球菌得到了进入的特许，可以说被请了进来。不管怎样，这种病是自然界的某种反常事件，很像是一场事故。 　　淋巴球性脉络丛脑膜炎的病毒在小鼠群中是无所不在的。它造成的典型疾病是一种致命的脑膜炎，其中，脑表面的渗出物几乎完全由淋巴细胞组成。初看上去、那种疾病似乎代表了一种特别适应于这种行为的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侵害。然而，实际情况是，疾病是由寄主自己的淋巴细胞侵入大脑表面引起的，而不是由该病毒的任何神经毒性引起的。如果淋巴反应得到了预防，比如、在胚胎期诱发感染，产生对那种病毒的“容忍”，结果是持久的、无处不在、包括中枢神经系统都有的病毒感染，但没有任何脑病的症状。如果这时通过从正常的、不容忍的小鼠身上移植入淋巴组织来恢复免疫反应，那么，几天内就发生脑膜炎。新来的淋巴细胞涌满大脑表面，寻找病毒，而这正是致命的。从本质上讲，那种疾病是寄主对病毒的反应的结果。 　　肾上腺皮质酮有着许多性质。其中之一，就是关闭对细菌的各种防御反应，似乎也关闭传染病的一些最显眼的临床表现。20世纪50年代初，在肾上腺皮质酮刚刚能用于临床研究时，用它治疗了好几例患肺炎双球菌性大叶肺炎和几例非典型性肺炎。一开始，观察到似乎是神奇的临床疗效。不出几小时，高烧，不适，虚脱，胸痛和咳嗽都消失了，而病人自己也感到恢复得健康如常，要吃饭，声称能起来走走了。但与此同时，X光检查显示，肺炎的病程惊人地加深了。于是，试验立即停止。后来，其他研究者在伤寒热和立克次氏体感染的病人身上观察到类似的临床表现戏剧性消失的现象，同样伴有感染加速蔓延的不可接受的代价。 　　病理由寄主支配的最显眼的例子，是通过革兰氏阴性菌类酯多糖内毒素在各种动物身上诱发的一系列反应。在这些情况中，那种细菌毒素本身甚至看上去没有毒性。尽管那种物质对各种细胞和组织，包括多形核白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小动脉平滑肌等都有很强的效应，对补体和凝结机制也有很强的效应、但所有这些效应都是完全正常的反应、是正常生命过程中每天作着的事情。使其成为灾难的是，这些机制由寄主一下子全部开启，似乎是对一个警报信号作出反应，结果便是广泛的组织破坏，如在全身性施瓦茨曼反应中那样；或者造成血循环的立即衰竭，如在内毒性休克中那样。 　　施瓦茨曼反应可内简单地抽除反应参与者之一的方法加以避免。暂时除掉多形核白细胞就可作到。方法是用氮芥处理，或者用肝素防止血凝结。这样处理过的动物既不能发生局部施瓦茨曼反应，也不能发生全身性施瓦茨曼反应。致命休克的现象可由事先用肾上腺皮质酮处理而完全防止。 　　至今还不知道内毒素是如何作用而产生信号的，但该机制似乎是自然界非常古老的一种。最敏感的实验动物之一就是鲎（Limulus polyhemus）。一微克类酯多糖注射入它们的血流，就会引起剧烈的反应。循环的血细胞陷入密集的凝块中，跟凝结的蛋白粘结在一起，这些蛋白是由这些细胞分泌出的。结果是，血流停住了，动物死亡了。这个反应似乎代表着一场大大夸张了的防御反应，旨在保护鲎免遭革兰氏阴性致病体的侵袭。弗雷德里克·班（Fredrick Bang）显示，血细胞微粒含有一种可凝蛋白，当革兰氏阴性菌进入组织时，这种蛋白便被逐出。可以想见，平常，单个的微生物就是这样被包围、吞噬的。纯化的内毒素一旦注射进血流，就成了一种宣传，发出信息说，细菌到处都是了，需要加以包围。于是，所有血细胞立刻放逐出这种蛋白。实际上，现在已有证据，内毒素的信号是由血细胞提出物中所含的一种受体直接接受的。于是，就有了用鲎血细胞提出物检测内毒素的极其敏感精确的方法。在这一试验中，一毫克血提出物中只要加入一毫微克的类脂多糖，就会产生凝血反应。 　　从鲎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有用而有效的机制、用来防止病原体的入侵。在它工作良好，对付一单个或一小撮微生物时，这个机制是不会带来危险的。但是，当防线被突破、细菌大量出现时，或者当纯化的内毒素在实验中注射进来时，它就成了一种代价高昂的防御。于是，防御机制本身成了疾病和死因，而病菌则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从它们的角度看是清白无辜的。 　　甚至在细菌的确对寄主的细胞具有毒性和破坏性，如在一些制造外毒素的微生物的情况中那样，对于遭遇的直接性，还是不能不存疑问。白喉杆菌，假如不是由于它的毒素，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是病原体。然而，毒素－细菌的关系必定是极其密切的双向关系，涉及承认，还有准确地适配人那种细胞的分子机件，就好像那种毒素被误认作蛋白质合成中的一个正常参与者。此外，说句公道话，毒素也不是白喉杆菌蓄意制造的。它当然是细菌制造的，但却是受了一种病毒——噬菌体的指使。只有对病毒具有溶源性的微生物才能产生毒素。白喉不单纯是白喉杆菌的感染；它是一种噬菌体的感染。那种噬菌体的平生事业就是感染那种细菌。甚至可以想见，使得噬菌体能够诱使该细菌产生某种毒素的遗传信息，乃是在别处，在同该动物寄主的长期密切关系中获致的。这或许可以解释，毒素服寄主细胞本身的组成如此酷像。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其中并没有我们关于传染性疾病曾设想过的那种直来直去的捕食者－猎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很难看出；白喉杆菌能因它有产生这种毒素的能力而在生活中得到什么好处。棒状杆菌属在人类呼吸道粘膜的表面过得相当好，而制造坏死性的假膜就要冒着杀灭寄主、结束关系的危险。简言之，这样作没有什么道理，看上去更像一场生物学混乱，对它的进化似乎无益。 　　对人类来讲，最有恶意的微生物外毒素，要算肉毒杆菌。这里，毒素的不相干性是没有疑问的。破伤风及其毒素代表着同样意义的事故。不过，这些微生物，像白喉杆菌，还有A组链球菌及其生红毒素，是因为遭到某种噬菌体感染才产生毒素的。这一点倒颇为有趣。假如可以推而广之，说细菌只有在有某种病毒提供详细指令时才制造外毒素，那么，这倒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谜。 　　在第一次登月旅行准备之际，我们都得到保证说，会采取最大的防范措施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免受可能生活在月球上的不管什么东西的感染。实际上，最初几次登月，每次完成之后，都进行了挖空心思想出的细致入微的月球灭菌仪式；宇航员们被戴了面罩，隔在玻璃板后面，送去作四十天检疫隔离，勿使接触地面，直到我们确认不会从他们身上染上什么。认为细菌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老想接近我们，吞食我们，毁灭我们，这种想法深深地根植于现代的意识之中。于是，人们自然会认为，从月球上带来的陌生的细菌会更可怕，更难对付。 　　诚然，细菌在我们周围当真到处都是，它们构成庞大土壤的起眼的部分，在空气中也不少。但是，它们当真不是我们的天然敌人。实际上，我们惊异地意识到，地球上这么众多的细菌种群中，只有这么少的少数对我们多少还感点兴趣。细菌与较高级的生命形式之间最常见的相遇是在后者死了之后，是在分解复用生命元素的过程之中。这显然是一般微生物的主要营业、而这与疾病毫无关系。 　　自然界中，细菌与其后生生物寄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比传染病要常见得多，尽管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你计算一下，有多少生活在各种肠道里的不可或缺的微生物，在供应着至关重要的营养物质，或提供用以分解本来无法消化的食物的各种酶，再加上所有那些特殊的细菌——它们生活在许多昆虫的组织里，好像是其必要的器官；再加上所有的细菌共生物，它们跟豆类植物合作，从事固氮的工作——那么，营共生关系的整个庞大群体将会使你瞠目结舌。在另一面，人类重要的细菌性传染病的名单真是短得很。 　　我想，假如我们关于卫生学，营养学和拥挤状况知道得较少些，事情就会两样吧。对于没有作好这些事情的那些地方的新生儿来说，事情的确不一样。婴儿死亡率的最大原因，无疑是肠道感染，由环境污染而传播开来的。然而，随着我们文明程度的提高，装了上下水道，总的来说，感染已经成为对生命的比较小的威肋了。现在，在我们有了抗生素以后，威胁就更小了。 　　但是，甚至在所有这些之前，在到处的情况都一律可怕的年月，在大瘟疫的几个世纪里，微生物和人之间的战争也从不是真正大规模的事件。往往，那些疾病之所以凶狠肆虐，首先归因于寄主防御机制的凶猛。麻风，像结核病一样，是极具破坏性的疾病，但那破坏主要是免疫性的，是由寄主支配的。梅毒中的主要损害，包括动脉损害，可能还有脊髓痨，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地基于针对螺旋体的免疫反应。 　　今天，有这么多的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剩下的是一系列要紧的疾病，渐趋时髦的叫法是“退行性疾病”，包括脑脊髓的慢性病，慢性肾炎，关节炎动脉硬化，以及各种各样由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失调。虽然制约这些疾病的内在机制基本上还是个谜，但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是，其中的许多，可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吃的，呼吸的，或接触的种种。就像在对于癌症的这么多观念中一样，我们正在从外部寻找什么东西出了毛病。 　　但是，一旦我们关于病理学知道得更多些，事情可能证明，在这些疾病中，组织破坏背后的多数事件是寄主的机制，是由寄主控制的。我们易受伤害，是因为我们过于复杂。我们是各种机制的不同系统，受各种各样微小干扰的影响。那是因粗心而落在机器里的小东西。它们能够最终把原本是协调的、细微准确地定了时的相互作用的无尽链环摧折、撬散。 　　论自然的死亡 　　关于死亡的新书真是层出不穷，以至于现今的书店里要为之开辟专架，跟关于保健食品和家庭维护的平装书以及性知识手册等并排陈放了。这类书中，有的充满了关于死亡的详尽信息和执行这一功能的一步步的指导，于是，你可能会想，这是一种新技术，大家现在都要学习掌握。一个漫不经心的读者一目十行地翻阅时得到的最强烈印象是，正常的死亡已成了不寻常的，甚至是有异国情调的体验，是某种只有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做得来的事情。 　　你还会被引导去相信，我们是唯一能够意识到死亡的活物，相信，当自然界其他所有部分的生命循环一代又一代走到死亡这一环节时，那是另外一种过程，是自动地微不足道地完成的。“更自然些”，像我们所说的。 　　我家后院的一棵榆树今夏得了枯萎病，几乎一夜之间就立地死亡，叶子脱得光光的。一个周末，它看上去还是一棵正常的榆树，或许有些地方枝叶有些稀疏，但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下一个周末，它就没有了，故去了，离开了，弄走了。说弄走了更准确些，因为树医昨天来过，带了一帮年轻助手和铲车，一枝一枝地锯倒，弄到一辆红色卡车的后部拉走，每个人都一路小曲儿而去。 　　一只田鼠，死在一只可爱的家猫的颚下，是我看到许多回的场而。那情景曾常常令我不忍。一开始，我总要朝猫扔一根棍子，使它放下老鼠。可早就不这么干了。因为放下的老鼠照例跑一段路然后还得死掉，但我总还要朝那只猫喊叫一些愤怒的声音，教它知道它这样做就成了怎样的畜生。我想，大自然，乃是可恶的东西。 　　最近，我就那只鼠的事作了些思考。我想到，它的死难道跟我们那棵榆树的死一定有什么不同吗？如有不同，那么，最主要的，就是那疼痛的事。我不信榆树拥有痛觉感受器，可饶是这样，我还是想，假如树有神经末稍——它当然没有——枯萎病还是较少痛苦的完结方式。可话又说回来，在一只大灰猫的利齿下尾朝下耷拉着的那只小鼠却是另一回事。你会认为，难以忍受的疼痛，痛彻它小小的身躯。 　　现在，已有了一些言之有据的理由，让人认为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如果你愿意，关于那只小鼠以及它的死，你可以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被捕倒并用牙齿穿透的一瞬间，下丘脑和大脑垂体细胞释放出肽类荷尔蒙；这些被称为内激素的物质即时附在另一些专管痛觉感知的细胞的表面上；这些荷尔蒙有鸦片一样的药理性质；于是没有痛苦。于是，小鼠似乎总是懒洋洋地耷拉在猫的颚下，被放翻时总是那么安静地躺在那儿，不经挣扎就死于自己的创伤。如果能够抽动，小鼠就会抽动的。 　　我不知道这一说是不是真的，即使它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样证明它。也许假如你能足够快地赶到那儿，施用那路克松（Naloxone），一种特异性吗啡对抗剂，你就可以阻断内激素，从而观察到疼痛的重建。但这样的事我不愿意作，也不愿意看到。我想，对此说我还是听之任之，作为关于让猫吃掉的小鼠的惬意的猜想，或许还是关于死亡的普遍猜想。 　　关于死亡，蒙田有一个想法，是根据他自己从马上摔下来的事的详细回忆作出的。他伤得很厉害，同伴们都以为他死了。大家哭着把他抬回了家。“浑身是血。涌出的血染遍全身”。他记得那整个插曲，只是不记得“死了两小时”那一段。他的记忆充满好奇： 　　〖我的生命似乎就悬在我的唇间。我按部就班地合上了眼晴，似乎便于把生推出去，甘愿地沉于怠惰，放自己走。那个想法只浮在我灵魂的表面上，像其他的一切一样脆弱，可当真不但没有沮丧，却是混有那甜蜜的感觉，那是曾让自己滑入睡眠的人们有过的。我相信这是许多人都有的同样状态，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是在死亡的痛苦中一命呜呼。我坚持认为，我们怜悯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习惯死的念头，我发现没有比接近它更好的方式了。〗 　　后来，在另一篇随笔中，蒙田又回到这一话题：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死，可别麻烦自己；大自然会一下子完全足够地教给你；她会准确地为你做那事；不必为那事烦心。〗 　　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场面是在冲绳。那是在登陆的早期。一辆吉普车撞了辆运兵卡车，几乎把自己撞扁了。吉普车里有两名宪兵，被弯曲的钢铁卡住了，都受了致命的伤，只露出头肩部还能看到。在人们用合适的工具试图把他们撬出来的时候，我们交谈了几句。出了事很抱歉，他们说。不，他们说，他们感觉还好。别人都没事吧？其中一个说。那好，另一个说，那就不用急了。然后他们就死了。 　　疼痛有助于规避，在有时间逃开时有助于逃开，但如果事情已到终局，又不能悔招儿时，疼痛就很有可能被关闭，而做到这点的机制绝妙地精确和迅速。假如要我设计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的生物必须依彼此为生，而死亡又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途径来控制这件事。 　　远游 　　我未曾有一分钟相信过，人类的惊奇已到了尽头。只有极其见多识广的科学家们才反复争辩说，在有了分子生物学和宇宙物理学之后，关于物质，是没有多少好了解的了。仅有的例外，他们总是补充道，是人类意识的本质。而他们总是又补充道，那个嘛，由于测不准原理，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如此处于生命的核心，于是，在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它不可能安坐不动。 　　可是，或许有什么门路能超越这些。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意识这一机制可能广泛得多，不但我们有，生物圈互相联系着的其他生物也都有。这样，由于我们或许不那么绝对处于中心，我们说不定能够看看它，但对于这种神经生物学，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技术；在这种研究中，我们很可能发现，还有无穷无尽的惊奇延伸在我们前头。当然，永远假定，我们还在这儿。 　　为排近忧，须依赖科学家们的帮助。但为谋远虑，却只好仰仗诗人。我们应该学会更逼近地询问他们，更仔细地倾听他们。说到底，诗人是某种科学家，但致力于一门定性的学科，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度量的；他生活于其中的数据是不可数的，而他的种种试验只能作一次。按照定义，一首诗里的信息是不能复制的。诗人的试验牵涉到辨别撞入他头脑的事物。他的技巧包括迅即决定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的能力。他检查和挑选撞入头脑的东西，寻找遥远的相似性标志，寻找远距离的联系点，找到一些小小的不规则，表明这一个实在就是跟那一个一样，只不过更重要些。在作这些时，他跟科学家是等同的。他精确地度量诗节，把一块块宇宙准确地拼起来，拼凑成的几何构形像品体一样美丽，一样均衡。音乐家和画家聆听，然后把听到的誊录下来。 　　我希望诗人能够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回答。但是，这就做要求宇宙物理学家扳着指头计算，而由我们在一旁观看那计算过程。我想知道的是：在当今时代，我对大地应抱有怎样的感觉？旧日的大自然哪里去了？世界那浑莽的，翻滚扭动的，不可理喻的大块生命现在何处，我们旧日的惊恐震怖的兴奋如今何在？不过50年的工夫，从我是个郊区小镇的小男生到今，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钢铁和塑料的结构，明白易解，在往小里榨；我的天地，曾是纽约城郊一个迷魅的枫林中的小村，现在是整个儿地消失了。树什么的，都没了，现在，它是一个由公寓楼组成的合胞体，绽发出一个水门汀的母体，横被充塞了那一地区，那地方本来有二万五千人走在草地上。现在，我住在别一个，更遥远的市镇，街道旁有树也有草坪，而到夜晚，我却听得见水门汀的声音，像上涨的潮水一样涌来，沿朝晖公路从纽约逼来。 　　如果你飞绕地球并一直朝下看，你会看到我们已无处不在，到处插足安家。所有土地都已耕耘，所有山峰都已爬遍，而且正在被覆盖以钢筋水泥和塑料；有些山，像阿巴拉契亚山系，干脆像树一样被伐倒了。鱼类被全部网罗起来，加以驯养、被养殖在水下围起的渔场上。至于走兽，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塑料袋装它们的尸体；不久，唯余的幸存者将会是用以喂养我们自己的午羊，屋子里的阿狗阿猫——在尚有鲸鱼肉可食的时候，它们靠鲸鱼肉喂养。还有耗子和蟑螂，外加数种爬虫。 　　有翅能飞的昆虫正在消失，还有鸟蛋里的钙质，连同鸟类。 　　我们已征服、支配了自然。从今以后，地球是咱们的了，成了我们的果园菜园，直到我们学会自己制造叶绿素，把它们放进塑料的膜里放飞到阳光里。我们将在珠穆朗玛峰上建造斯卡斯代尔城（Scarsdale）。 　　我们会将一切都置于控制、管辖之下。然后我们作什么呢？在那些个长长的星期六下午，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对话者，那我们还能作什么？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今才忙着加紧细察火星那黑暗的两侧，探测那因看上去没有生命而面目丑恶的不毛之地。我们就像在察看导游图册的一家子。 　　此事未免有点过分之处。由于我们的庞大数目，还由于我们这么快地发展了能让全球的人彼此亲自听到看到的人工器官技术，我们越来越顾影自怜。听到我们思想，你会认为，地球上除了我们，别无有意义的东西了。 　　或许我们应该尽力离开这地方，至少离开一会儿，换一换场景或许能给我们带来老大的好处。 　　可麻烦在于，近处的所有行星都是不毛之地，说不定我们的绿拇指会很不走运，不能够在火星上或泰坦（Titan，土星最大卫星）上创造或维持顶顶微弱的生命。还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到别处，更远处寻找？假如我们能学会御太阳风而行，我们就可能在那儿扬帆，抢风掉向，驶到风息处，练练自由降落，整天练，寻找重力，追逐幸运，碰碰运气。那会像是从前的日子。 　　论瞎鼓捣 　　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个城市中心或一只仓鼠时，觉得其中有些东西你不满意而急于修补，你可不能简单地一步闯进去动手修补。这样作是不大可能对它有所助益的。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痛苦沮丧的事情之一。杰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数学方法对此作了说明，他用计算机模拟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来阐明，不管你依据常识提出做什么，你将几乎无可避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从外部鼓捣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几乎一定是在冒险，会在某一边远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补什么，你首先必须详尽地了解那整个系统。对于很大的系统来说，你不能不借助很大的计算机做这种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险的方针似乎还是站在一边挥手，而不去触动它。 　　干预乃是引起麻烦的途径。 　　假如真是这样，这就提示出对付城市问题的新的门路。这是从实验病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也许，有些出毛病的东西，是某人努力帮忙的结果。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这意味着，不要闯进去到处改变什么，而试试小心翼翼地探进手去，只是把干预者驱除出来。 　　辨识、分离并驱除捣乱者，乃是现代医学的营业，至少在纠正由可辨识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时是这样的。把一个处于解体的城市比之于一个生病的有机体，这并非想象力过了头。以梅毒为例。在旧日的医学，在识别出微生物致病机理以前，一个处于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复杂系统。没有任何单一的、可分离的原因。那时，医学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捣。不妨试想，假如我们已知道了现代医学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体，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比拟会更加令人瞩目。我们会对种种事情进行干预。通过某种集体心理疗法，去纠正由于麻痹狂而来的思维紊乱；心脏外加主动脉移植以对付心血管梅毒；开出免疫抑制剂来防止脊髓痨中的自动免疫反应；从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们甚至还会疑心，在这一特别的“多因素”顽症中，还有紧张在起作用，由此会生出各种关于“整体论”解决方法的建议，从家庭环境的改变，直到白宫关于空气污染作用的调查委员会。要是在从前，我们会忙活着放血，拔罐，泻下，像我们确曾作过的那样。或者画符念咒，或像萨满巫师那样当众跳大神，一阵阵昏倒在地。什么法儿都想得出来，为的是给整个身体带来一线转机。 　　这些是未有科学之前的年月里医学干预的经典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大多数害大于益，画符念咒可能算是例外。 　　当然，梅毒的问题现在是简单了。由于确切地知道了螺旋体是捣乱者，所以，你要作的，只是小心地伸过手去，清除这种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够快地作到这一点，在整个系统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统会自我调节正常，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在社会系统病理学上，事情无疑更复杂些。可能不只涉及一个捣乱者，也许会有整整一群，没准儿还会有一整个捣乱的系统渗透到了你试图修补的那个系统的方方面而。假如这样，那么，问题也相应地困难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个干预的事实，它就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或许要抗议，说我这样作，是在编制一个新型的假想敌名单，为一些自发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难道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不会不借外因而自发地出毛病吗？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活拥挤的老鼠种群和它们的恶性社会病态、全都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偏斜造成的。我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捣乱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卡尔洪教授本人，那么，那个系统就会自我纠正。那些老鼠的麻烦，不在于生活拥挤的老鼠有着出毛病的内在趋势。它们的麻烦，在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把那些老鼠带离其广阔的天地，把它们放进了一个过于狭小的箱子。 　　我不知道纽约城的卡尔洪们是谁，但在我看来，似乎有一个不过分的建议，就是找出他们，确认他们，然后把他们干净利落地除掉。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干预，这个系统会良好地运转，也许不完美，但在其中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有一长列疾病，医学上叫做“原发性的”（idiopathic），意为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引起的。现在，这个名单比从前短多了。百年以前，伤寒热和结核性脑炎等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归入原发性疾病。最初，当这个术语首次进入医学语言时，它跟现在不同，曾有着高度的理论意义。当时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类疾病是原发性的，归咎于这样那样的内装的缺陷，是某种体液出了什么差错。“原发性的”一词，顾名思义，是指某种有自己的根源的病，一种原发的，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病。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医学的发展，这类疾患的数目日见其少，于是、这一术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教条意味。我们现在使用原发性一词，仅仅指称，某一特定疾病的原因尚不知道。极有可能，在我们跟医学科学结束关系之前、走运的话，我们将会发现，所有种类的疾病都是某种捣乱的结果，而再也不会有什么原发性疾病了。 　　假以时间，加上更多的运气，社会科学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论委员会 　　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40亿各各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作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展示自己的持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肃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道来作。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去思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达尔菲技术。这是本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司人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有成员，要他们重新考虑，注意别人的不同意见之后，再次填写问题单。如此这般。通常三个循环足矣。那时候能够达成的一致意见达成了，最终的答案据说是基本可靠，并常比第一轮更有趣。在此法的某些变体中，参与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引入新的问题。 　　得知达尔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时效果还极好，我们几乎感到大丢面子。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愤慨，认为这又是一个社会操纵、社会科学圈套的例子，是行为控制。 　　但后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技术当真行之有效。而对这一例证——至少在工业和政府的未来预测中——人们一定要从中找出些好的东西。 　　也许，这方式究竟能既保留个人及其全部自我，同时又把头脑联系起来，以便使小组能进行集体思维。简言之，这是两全其美的方式。 　　达尔菲方法的实质，是真正安静而多思的对话。对话中，每个人都得到聆听的机会。闲谈的背景噪声，反复出现的虚荣的声震，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有了思考的时间，没有了话音，因此也没有提高嗓门的叫喊。这样看来，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达尔菲之前，委员会开会时，真正的聆听几乎总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成员的功能都是讲话。其他人讲话时，每个成员都在忙活着思考，下一个轮到他时该说些什么来支撑自己原米的立场。委员会真正做的是辩论而不是思想。把要求得分、引导讨论、保全面子、博取喝彩、压下反对者的叫喊、吓退反对者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除去，一组聪明的人得以坐下来安静地思考。这个主意不错，我很高兴它可行。 　　达尔菲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显然暗示了它起的天启预言的作用。最初的达尔菲（Delphi）是阿波罗的所在、而阿波罗是预言之神。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最优良的希腊品行、如节制，稳健、细心，注重律条和慎重等的来源。实际上，从词义学上来讲、阿波罗一开始可能是个委员会。阿波罗（apollo）一词（或许足有关的词apello）最初意为政治的聚会。人们一定很早就认识到，大众的会议对于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很重要的，对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此需要融入神话，而且要创造出一个司命之神，于是产生了阿波罗，多利安人（Dorian）的预言之神。 　　人们并不真的认为，达尔菲的女预言家发布关于未来问题的明确回答。相反，她的宣布常常含有像《易经》一样的模棱之处、其设计也同样提供多种选择，让人可能从中挑选。她象征的更像一个委员会的议程。当她狂迷而倒在鼎上，喃喃着模棱的话语时，她成了今天的问题单。细节的描述涉及对预言者声明作出的详推细勘，那是exegetai（诠释者）的任务。那是个公民的委员会，部分由雅典的公民选举产生，部分由达尔菲预言家任命。这个制度似乎在长期内行之有效，构成了希腊宗教的法令和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