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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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今天的达尔菲代表着一个改进了的古代社会设计，对委员会的程序作了新颖的修正，这一程序制约着一组组的人们，让他们更安静地想，更安静地听。这方法作为正式的程序看似新鲜，其实非常古老，也许跟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总是我们作出决定的方式，尽管总是以散漫无章的方式进行。我们把话传开；我们冥想不同的人会怎样论述这个问题；我们读诗；我们默想文学；我们播放音乐；我们改变主意；我们达成谅解。社会是这样演进的，不是靠大声喊叫彼此压倒，而是靠独有的个体互相理解的独特能力。
大脑里的扰频器
语吉学家在理论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他们也应该争论。可以想见，那些穷其一生来参悟语言之谜的，就是说、要整个儿理解人类的学者、会经常各执己见，甚至弄得烦燥易怒，彼此不耐烦。叫人更为忧虑的是，他们比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争吵得更多。
而对语言学家，特别是那些担当哲学家之任的大学问家，有一个很难的技术问题：他们不得不用来进行研究的唯一工具，正是他们欲加研究的那个系统。这位得他们特别容易遭到自海森堡以来物理学家们牢记不忘的那种危险。语言学家越接近问题的核心，就越需要用正在操作的那一机制来审视那个机制；难怪在问题的答案似乎伸手可得的时候，它就突然抽搐，震颤，在一片烟雾中逃之夭夭。
你可以在某些有关语言的书中看到这一现象。在那些其作者本人并非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家、因而小心翼翼的书中，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些作家是从局外进来向大众解释一些事情的，因而他们总是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文章本身突然间变得极难理喻，解体为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事通常是在语言学逻辑的要点业已阐明，转换语法的基本想法经过了解释，是不是一些语言比另一些更“复杂”这个问题得到了论述，对句子作深层分析的数学技术已充分描述了之后才发生的。用这么多有力而有用的信息装备起来，非专家于是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跨越边境，进入一个未知的，或许是不可知的国土，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不太清楚在通讯的这一阶段上发生了什么。我愿意相信，信息的传输机制出了什么毛病，一经传输，给读者的就成了废话。但这一点上我可能错了。也许那究竟是平直清晰的散文，而问题出在我这头，出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我没有为这种讲话而设的感受器。
或者，信息进入时我把它改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这样作。
在其他场合，在一些不牵涉语言学的事情上，我有过问样不受用的疑虑。有一位耐心而文雅的数学家曾给我解释过哥德尔定理。正当我要整个儿接纳它、不住地点头欣赏，赞叹这整个思想之美时、我突然听到水银质的墙中开关啪嗒一响，那思想一下子在我头脑里变成了废话。听电子音乐时我有过类似的体验、而在阅读诗论的时候还有过更糟糕的体验。那体验不像是抹掉数据或失去兴趣或走了神儿，决不是。其时，我的脑子如有异常，那便是更加警觉，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语句，可尔后，开关一下子关上了，而进来的则转变成深不可测的密码。
这使我对大脑，至少是我的大脑，有了一种说法。我相信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可能在右半球、有某种中枢，它有种扰频作用，类似那些装在政界要人电话上的电子装置，它能把所有机密的语句即时转变成无意义的噪音。
也许，在涉及语言的情况下，需要秘密。可以想见，假如找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某种全面的、有意识的理解，我们的语言就全沦为永无休止的磕磕巴巴，甚至会成为一片死寂。要驱除那些最简朴的句子，可爱的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SLevens）式的句子，比如，“那人回答道，事情就是那样，在蓝吉他上变了样，”是心智上不可能作到的。作这种事，监测所有的肌肉，紧盯着句法，警惕由语序的最微小变化而带来的语义灾难，留心声调，还有眼角嘴边上的表情，最要担心的是说出什么无意义的东西来的危险，作到这些非常之难，要比由你负责自己的呼吸，被告知要使用你的有意识的头脑照管那一功能，每下每下没完没了，还要难。
大脑里的扰频器会是一个保护性装置，保全娇弱的语言机制中枢免受敲敲打打的修补和暗鼓捣，屏蔽心灵，不让它接触它不想卷入的信息。
你可能认为，假如在大脑的一部分有一个神经原扰频器、那就应该有某种系统地安装了的反扰频中心。在另一个额叶的什么地方，能够把解体了的信息复原成近乎本来的次序。我怀疑这一点。我承认，大脑不大可能冒险使自己充溢完全无意义的噪声，但我想更可能的是，像言语的真正性质这样的真正深刻而危险的被扰频了的想法，被整合成了不可辨认的愉快的体验，如闲谈或音乐或睡眠。有些人，身手极快捷，能捉住倏忽而过的思想，不等它们消失进扰频器就逮住它们。史蒂文斯那样的诗人就有这等素质。但在我们大多数人，事情是在看不见处自动完成的，而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句读短笺
关于标点，并没有确切的规则可循（福勒，Fowler，提出了一些一般意见（鉴于英语散文写作的复杂情况，他已尽其能事了（比如，他指出，我们只能有四种停顿（逗号，分号，冒号和句号（严格说来，问号和感叹号算不得停顿；它们是语气的指示（甚可怪者，希腊人用分号作问号（这样，读一个平淡无奇的希腊语问句时，就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你为何哭泣；”（而不是“你为何哭泣？”（当然，还有括弧（这的确是一种把整个事情弄得更加复杂的一种标点符号，因为你得计数有多少爿左括弧，以便肯定地用数目相同的右括弧（但假如弃括弧而不用，只有那四种停顿，我们便会大大地灵活，比试图用物质障碍隔离所有短语、别句的作法更能使用丰富的意义层面（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的意义可能取得更多的精度和准确性，同时也将失去语言的本质特性，那就是它的绝妙的模糊性））））））））））））。
逗号是所有停顿中最有用、最好用的。写作时，把逗号安放在适当的位置非常重要。假如你试图在写完一段话后回过头米把它们安放在引诱你安放的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它们会像小鲦鱼一样涌来钻进各种各样的缝隙中你从前没有意识到这些缝隙的存在没等你反应过来那整个句子变得失去活力被逗号横缠竖捆在作无望的挣扎了。最好尽可能少用，富于情感地用，只有在每一个逗号需要准确地提出来时才用，运用得妙，即成佳句。
近年来，我越来越喜欢用分号。分号告诉你，刚刚写下的完整句子容有可商；需要补充点什么；有时，它使你记起了那种希腊用法。遇到一个分号几乎总比遇到一个句号让人高兴。句号告诉你，就是这样了；如果你没有得到你需要的或期待的意义，不管怎样，你得到了作者打算包装发出的一切，现在你得读下去了。可对于一分号，你便有一种小小的期待的好感；随后还有来者；读下去；事情会更明白些。
冒号的魅力就小得多，原因如次：一，它们给你一种被呼来喝去的感觉，或至少牵着你的鼻子朝一个方向走，而没人管你的话，你可能不愿意走那个方向。第二，你疑心自己被卷进了那种句子，它标了号码要列举一些论点：第一、第二，等等，隐含的意思是，假如不是这样标了序号、你没有足够的聪明跟上这些想法的思路。还有，许多作家用这一系统时既随便，又不完全。开始是第一点第二点、似乎要扳着指头数下去，然后，却滔滔而下说个没完，没有了你已经被引导去期待的一系列标记，害得你慌得到处瞎摸，寻找应该有的第九点或第十七点然而却没有。
惊叹号是最惹人烦的标点符号。看！它们说，看我刚才说了什么！我的思想多新奇！这就好像被迫观看别人家的小孩子在起居室中心疯狂地跳上跳下大叫大喊让人家注意。假如一个句子真有什么重要东西可说、这东西相当值得一提，那么，用不着用一个记号去指出。而如果它到底是一个平庸陈腐的句子，需要加点活力，那么，那个惊叹号只能强调它的陈腐平庸！
引号应该用得诚实而稀少，只有在手头有真正的引语时才用，而且，引号中包含的词语必须严加审查。如要引用，就必须引用确切的词语。如果由于篇幅所限，某一部分必须省略，规矩是插入三个圆点以示省略。但假如故意把原作者没打算加以联系的思想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不道德的。顶要紧的，引号应该用于那些你不愿据为已有的思想，可以说，那些凭空得来的身外之物。它们也不该放在陈词滥调的周围；如果你想用一句陈词滥调，你应该自负全部责任，而不要试图把这冒牌货委之于某个不知名的作者或社会。最需要反对的引号的误用，但却说明了通常散文写作中引号误用的危险的，见之于广告，特别是为小餐馆作的广告，比如，“就在拐角处”，或“吃饭的好去处”。没有一个能够被确认而可以引用的人真的说过“就在拐角处”，更不用说“吃饭的好去处”。最不可能的是，任何人会这样谈论使用这种文体的那号餐馆。
破折号是个很顺手的工具，较为随便，而且基本上是游戏的，告诉你就要转入不同的航向、但会以某种方式与现在的路线相联系——只是你须记住，破折号在那儿，你要么须在这一想法讲完后再用一个破折号，以便让读者知道，他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上，要么就结束句子，像这儿一样，用一个句号。
使用标点符号、最大的危险在诗作里。在这儿，用逗号和句号时须节俭而吝啬，就像字词一样要惜墨如金。任何其自身似乎携带微妙意义的标点符号，像破折号和一溜小圆点，甚至分号和问号，都应该全然不用。不该插入它们，让模糊的意义造成堵塞。惊叹号尤不可用。一首诗不管说了些什么，只一个惊叹号就足以毁掉那整件作品。
T. S. 爱略特的诗里，特别是在“四首四重奏”里，我最喜爱的，是那些分号。你听不到它们，可它们在那儿，摆明着意象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有时你瞥见一个分号过来了，还差几行，就好像在树林中爬一个陡峭的台阶时，看到了前而不远的拐弯处有个板凳儿，你可以指望在那儿小息一会儿，喘口气儿。
逗号不会作这样的事；它们只能告诉你，一个复杂思想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凑成一块儿的，但你不能停下，甚至也不能喘口气，只因为有个逗号。
教区长的杰作
关于人类健康的前景，我有一种最光明、最乐观的预感。这种想法似乎一直让一些非常明达的人士反感。这种感情复杂难解、半是愤慨，半是沮丧。奸像我说出了关于未来的很坏的话似的。实际上，我的全部断言，部分是出于信仰，部分是来自过去一个世纪生物科学的零星的、但却是丝毫不爽的点点证据，这断言就是，人类有朝一日会想出办法，摆脱现今那些过早结束人的牛命或造成长期功能伤残和痛苦的数目有限的大病。简言之，我们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摆脱了疾病的物种。
除了对于人类意识的本性（这一课题可能会在很长时期内难倒我们，或许永远解决不了）获取确切的洞见，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限制我们理解活物的深度。这一前景可能出现在几百年后，可能更晚些，可一旦出现，它显然会导致对人类疾病机理的详尽解释。我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那时候、我们会知道如何直接地进行干预，使其转向或防止它们。
有些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比如在大多数主要传染病的情况中。尽管生物学出现未久，我们仍处于原始的、最初的阶段，比如，跟物理学相比就是这样，可我们还是完成了足够的基础科学，使我们得以发展特异抗菌性抗血清和令人顺目的一长串安全可靠的病毒疫苗。辨识细菌为病原体后不到50年，我们就已经能把它们分类，关于其复杂的代谢方式已了解了足够多，以至于为抗生素的出现扫清了道路。本世纪40年代末以来，悠久的医学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了，从前肆虐灭门的传染病至今已成陈迹，快被人们遗忘了。
在传染病学领域，事件进展迅速，这可能代表着异乎寻常的好运。对其他某些大病来说，如心脏病，癌症，中风，老年件精神病，糖尿病，精神分裂，肺气肿，高血压，关节炎、热带寄生虫病，等等，我们可能还奸有一番更难更远的路程要走。但这也说不准。过去二十年中，科研的速度大大加快。有如此才华横溢的生力军加入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我们随时都可能作出惊人的奇迹。不管怎样，这些疾病迟早会不再神秘、得到解释和控制。
在我看来，这些前景令人兴奋，使人增加信心。可是，一些冷言冷语，通常生出非难的缄默和冷眼，却叫人难以面对。你还会认为，我宣布了一项最终的灾难呢。
麻烦之处，在于自然而然生出的问题：“那将如何？”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我们需要这些疾病，它们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天然部分。折腾它们，摆布它们，像我提出的那样，让它们不复存在，那是违反自然的。“那将如何？”没有了疾病，我们还能死于什么？我们会不会无病无灾，活个没完没了，除了时间的流逝，再没有什么占据我们的心灵？没有疾病，你怎样不失尊严地结束生命，诚实地死去？
最后这一问题相当难，几乎难以而对。因此，这种问题，正是你该找一首诗来回答的问题。这儿便有一首，它就是“教区长的杰作、或绝妙的单马车”，作者是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表面看来，这首相当拙劣的19世纪打油诗似乎写一辆精工打造的马车是怎样解体的。但在这首诗的内里，使它有力量抓住我们的头脑在一百年期间久久不放的，是关于人的死亡的一个神话。
不仅如此，它还是适合现代头脑的一个神话。曾经有这么个共识，认为活的机体是一个易受损害的，本质上摇摇欲坠的东西，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出毛病，过于复杂，不容易囫囵个儿维持多久。时到如今，由于有了分子生物学的知识，特别是关于次细胞结构的形式和作用及其大分子组成部分的知识，还有为获取太阳能以供各种各样细胞之需的完美无瑕的安排，生命中最动人的一面就是它坚强的力量。由于有了这一新近获得的观念，结果，意识到事情竟可能出差错，倒成了某种令人害怕的惊奇一一某个部分的紊乱可能拉垮那整个令人惊叹的系统。以这种观点看来，疾病似乎成了违反自然的，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一定会有个好一些的完结方式。
于是，详细地剖析霍姆斯的马车，他的诗就可读作一个关于活物或者一个细胞的隐喻：
〖我且告诉你打造马车的诀窍，
永远会有某个地方最不牢靠，
不是彀就是轮箍，辋，弹簧或辕，
或是车身，车前横木，桥或底盘。
或是钉、销，总底皮带——更不保险……
无需怀疑，原因只此一桩，
马车散了架，可没有磨损净光。〗
这是19世纪关于疾病的看法，也是我们今天的麻烦所在。它假定总有某个地方最不牢靠，就像前生注定的一样。系统中如没有根本的，局部的疵点，它就会简单地衰老下去。实际上，它命中注定要不到时候就垮掉，除非你能想出法子找出并加强那最脆弱的部件。霍姆斯博士囿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但借助想象，他的确看到，有可能存在经久耐用的完美途径。教区长是他的中心人物，是奥林匹亚造物主，象征大自然，是不会失错的。他设计的是一个完善的生物。
〖……所以，把它打造得散不了架，
……最弱的地方也能承受应力，
照我说的把各个部分装起，
只需
让那地方像别处一样牢固。〗
然后是一步步的创造的作业，总起来看便有奇迹性，格调有如圣经：
〖……最结实的橡木，
既不劈裂，也不折不弯。
派工匠寻来箭木作辕，
最直的蜡木作成横杆，
作车身的白木奶酪一般，
可作成车子却赛铁坚。
钉儿销儿踏板和顶杠，
车轴车辖轮箍和弹簧，
用的是铮明瓦蓝的好钢。
总底带用野牛皮又厚又宽，
老硬皮作脚绊，车盖和挡板。
就这样他“把她装配齐整”，
“行”，教区长说，“总算把你作成。”〗
车子还真行。马车活了起来，实际上，无病无灾无瑕无疵地整整活过了一百年。每一部件都完美无缺，由所有同样完美的其他部分支持着。它1775年在教区长手中诞生，是里斯本大地震那年；1855年崩坏，一天不差整整一百年，也是大地震的一年。
崩坏是全过程中最精彩的一幕。直到最后一分钟，那辉煌的轮子转过最后一圈儿为止，马车运转得无懈可击。当然，存在衰败，霍姆斯在他的神话中承认这点，但却是一种可敬、体面、正当的衰朽：
〖全车都有些微的朽坏，
可哪部分也不更加厉害。
因为教区长手艺高强，
做得各部分都是一样，
不会有首先破坏的地方。〗
然后，崩坏的时候到了：
〖……轮子和车辕一样结实，
底盘和桥也毫无二致。
车身坚固得可比底盘，
后杆牢靠得恰似前杆。
可作为整体它有了疑问，
过一个钟点它就要毁损。〗
这是怎样的完结方式！
〖五十五年霜月开头一天，
这早上教区长赶车溜弯。
喂，小孩子们让让道儿，
顶好的单马车开过来了。
拉车的是鼠尾羊颈的骝马，
“驾”，教区长吆喝一声上了路。〗
然后是崩坏的场面本身。没有眼泪，没有怨诉，没有附耳倾听最后遗言，没有悲伤，只有众生之道，功德圆满的成全。听：
〖车子来到山坡上的会议厅，
突然间辕马站住不动，
先觉一震，接着打了个激棱，
然后像着了魔法一样笃定——
教区长蹲到一块石头上，
会议厅的钟正把九点敲响——〗
最后是残余的景象：
〖教区长站起身四周环顾，
你道他看见了什么景物？
旧马车成了堆可怜的朽木。
就好像进过磨坊遭了碾压，
——它一下子全散了架——
没有哪一个部件先坏——
恰像肥皂泡爆破开来。〗
这首诗里我最喜爱的句子，是最富有意义的那句。它许诺说衰老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干枯的过程，以最自然的事件而告终：“就好像进过磨坊遭了碾压！”
这句诗以高度的隐喻暗示了一个健康的老动物、老人或老蜉蝣死亡时的情景。并没有来自外部的邪恶力量，也没有举足轻重的中心缺陷。死亡的过程内装于系统中，以便于这事能一下子发生，在定好时的、由遗传因子决定了的生命配额的尽头发生。中央集权结束了、平常拢聚细胞们使其成为一体的力终止了。细胞们彼此间失去了认同，细胞间的化学信号到头了，血管由血栓堵塞住、管壁破裂，细菌得以自由进入通常禁止入内的组织，细胞内的胞器开始脱离；没有什么还聚为一体，这是数十亿肥皂泡一下子爆裂开来。
这是怎样的完结方式！
医学预科的课程设置
过去十年间，现代医科院校对这个国家文科教育的影响一直是破坏性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医科院校的招生政策乃是麻烦的根源。如果不作点什么来尽快改变这些，那么，上大学的所有乐趣就全毁了。不但对于那越来越多的多数为当医生而活着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是这样，对其他所有人，对所有学生，以及所有教师来说都是这样。
医科院校过去常说，他们希望考生受过尽可能广泛的教育。他们也真的那样作了。医科院校的前两年几乎全给了基础生物医学科学，几乎所有入校的学生是在那些年月里第一次就近窥见科学的。三门化学课，物理课，还有某种生物学，是要求于大学生的全部。医学院的介绍材料上花言巧语，鼓励学生主修一些非科学的学科，如历史，英语和哲学。但不是很多人这样作了。近几代医学预科学生中，几乎全都主修化学或生物学。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被允许涉猎其他学科。
医学院院长办公室里，至今还有关于需要普通文化背景的议论，可没有人真的这样想，而医学预科的学生们的确不相信这个。他们专注于科学。
他们发疯似地专注于科学，他们为分数而活着。假如有一些文科课程让他们选修，而不至于妨碍在班级的名次，他们会排队选修。但除科学之外，任何别的学科他们都不可能钻进去，获得坚实的功底。所谓的社会学成了传统学问的极其热门的替身。
医学顶科的学生毒害了文科院校的空气。这不是学生的错。他们开始并不一定是一帮坏人。他们的行事有着坚定的信念，假如不这样行事，他们就进不了医学院。
我有个建议，要实行这一条建议，需要所有医学院院长发布如下的通告：自即日起，任何考生，凡自我标记为医学预科，而以其选修课程区别于其他同学者，其档案将在三级分档中列入第三档。“医学预科协会”的会员资格本身，就是医学院拒收的理内。任何院校，凡自称开有“医学预料课程”的，或为一些自称为“医学预科顾问”的人们兴办的，医学院都将拒绝承认。
再说分数和年级排名。显然没法无视这些作为录取的标准，但是，予以重视的，应是各科的总分。而且，由于医学院校的课程表如此，或应该如此局限于生物医学科学，那么更应该注意学生入校前在其他的、非科学学科里的成绩，以便确保作一个内科医生所需要的心智上的广度。
于是，假如有医科院校升学考试的话，那么，科学部分应尽可能简短，而分量则应最轻。文学和语言学的知识应该是主要的试题，分量也应最重；历史应该考，很严格地考。
最好还是一劳永逸，把医科院校升学会考取消，而完全依赖大学教师的判断力。
假如有一些中心的、核心的学科，普适于所有学院的课程表，能够用来估价大学生头脑的自由程度，他的坚韧和决心，他在理解人方面的固有能力，和他对人的处境的同情心，这事是可以办到的。为此目的，我建议恢复古希腊语，作为大学本科教学的拱心石。美国大学生活中失去荷马和阿蒂卡的希腊语（Attic Greek），乃是本世纪的灾难之一。恢复它的地位，将会迅速弥补几代人靠译本读支离破碎的希腊古典而对现代思想造成的使人意气消沉的效应。有能力仔细研读荷马的语言，从中感受到美妙的诗意，这可以作为一项苛刻的试验，考验一个内科医生所需要的头脑和个性的品质。
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希腊语，那么，有志于读医校的大学生就会被服别人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作为特殊一伙的标志就模糊了。这对大家都好。此外，目今大学校园里在读法学预科，甚至还有商学预科的学生中出现的选修特别课程这一令人沮丧的潮流，或许也可以及早制止，以免造成更大的破坏。
拉丁文也应该恢复，但如在中学里就学习过，那就免了。如果在读大学之前就已消化了贺拉斯，那么，拉丁文可就此打住。但希腊语一科却实在适宜于大学生的头脑。
英语，历史，至少两种外国语言文学，还有哲学，都应列于名单的前列，仅次于古典，作为基本的要求。报医学院的考生应被告知，这些课程的分数将比其他任何学科更重要些。
考生们须知，如果他们在暑假里去当地社区医院作志愿工，作病房助手或实验室助手，不一定就会因此而遭到白眼，但同样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最后，学院也应该在谁上医学院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他们了解——他们应该了解——那些典型的聪明可敬的学生，他们的判断应该对升学最有分量。如果他们决定不用班级排名作为推荐考生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评价应该站得住脚。
这一新政策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受益者将会是大学生本身。再也不会有“医学预科”学生——在他们可以被认作一个一致帮伙的任何地方——那一个最可憎的帮伙来蚕食大学的心脏。其次，得益的是大学教师们。他们会重新掌握自己课程表的命运，不管好坏。再次之，但可能是最受益的，将是医科院校里从事基础科研的教师们，他们会再次而对坐满教室的学生，这些学生求知若渴，随时准备为全新的、陌生的知识领域而震惊和兴奋，而不再为什么有关什么无关这些先入之见所毒害。这些观念瘫痪了今天医科院校学生的头脑，他们已被科学填饱到腻味的程度，以至于在第一年的头三个月就想开始作精神病医生了。
最终受益的将是社会。我们可以期待新的一代医生，他们跟任何人一样博学，跟学院和大学里的任何人一样懂得人生，懂得人一直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在关于我们文明的知识的岩床上，医科院校的学生尽可以构筑起坚实的医学大厦，但那岩床会永远存在，直直地托起所有的一切。
关于医学经济学的历史短笺
医学过去的好时光是什么样子，风光有什么不同、我已有些茫然。当然，我知道，这些年月，科学和技术已经历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医生们能够治愈这么多疾病，减轻这么多伤残，这是我年轻时想象不到的。可还有另一点不同，我已把它给遗忘了。
几天前翻看1937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时的年级纪念册，我找到了它。阿尔伯特·库恩思（Albert Coons）是那本纪念册的编辑。纪念册收入教师中突出人物和行政人员的通常尺寸的照片，还有我们年级每个同学的较小的照片，每张照片附一则生平短语，其中包括毕业生的职业打算。顺便提一句、库恩思倾其一生从事免疫学研究，以发现用荧光染剂标记抗体的方法起家，这种方法称为库恩思技术。他在照片下方的短语中声明，他打算去东部行医，作内科医生。实际上，我的同学中，几乎所有后来走上科研和教学道路的，在毕业时都相当有把握认为自己将成为开业医生。
我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作为编辑，库恩思本来的打算不仅仅是记录年级的统计数字。他决定为纪念册作的事更有雄心些。他准备了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发给本校十年前、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毕业的几个年级的男校友。我还记得寄出那些问题单时的讨论，特别记得我们大家其时的共同感觉，就是，我们是在取样很极端的学长：1927届和1917届毕业生对我们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人物了。而1907届的人则像盖伦（Galen）一样遥远。
谁也没想到，二百六十五个男校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填写了问题单并寄了回来。这对我们这些初涉社会学的人来说是相当好的结果了。
最有兴味的发现，是在年度纪念册中详细记载了的校友们的纯收入。那些数字，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显著地高于美国医学协会统计的美国内科医生的一般收入。这对我们年级是剂宽心九。我们知道，实习生和住院医生得到食宿，可薪水是谈不上的。我们很高兴地知道，哈佛毕业生一旦去行医，在收入上能好些。我们当然巴不得告诉自己，重要的不在那份金钱，仅仅是因为，如果得出结论说、假如他们挣钱比别人多，那他们顶可能是较好的内科医生。那会是公平的。
再说那不同和惊奇。毕业十年前到三十年前的那一百六十五名哈佛生的平均纯收入在每年五千到一万美元。只有五人超过两万。有一个毕业二十年的外科医生挣了五万。1927届有七个毕业生收入在两千五百元以下。
男校友们还应邀在问题单上留出的“评论”栏里填上自己的评论，前提是这样的谅解：既然问题单上这么多项目旨在找出他们赚多少钱，那么，他们可能愿意大体上讲讲医生的生活情况。结果，大多数“评论”也是关于钱的。一个典型的评语是如下的样子：“我很满意以医学为毕生的事业。但我只向那些有大笔金钱为后盾的人们推荐这一职业。许多干这一行的人从来没赚很多。”
四十一年前，事情就是那样的。
常读常新话蒙田
每逢周末，屋子里没有新书可读，外面又下着雨，也没有多少东西去想去写，长长的午后凄冷空虚，这时，没有什么能像蒙田一样令人感觉好些。
他喜欢搔着自己的耳朵，说，“搔痒乃是大自然最甜美的恩赐之一”。
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作新闻报写着的奇迹，他是以怀疑之笔写着的。他写道，“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己身上这么显著……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
蒙田的作品从未绝版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令人鼓舞的一面。在他死后第一个十年，他因当年曾在政争的两端取中间道路而在政治上失宠，但即使在那一时期，他的随笔集还是出了四个版本，并已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到今天，从地球上所有书面语言都可读到他了，各国的学者们都靠他那三本书干起了红红火火的事业。
我曾经磕磕绊绊地读过弗洛里奥（Florio）的译本。那个本子由于文字古老而极其难啃，可费的事还是值得的。直到唐纳德·弗雷姆（Donald Frame）的美式英语本面世，我的阅读也起步腾飞。我有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写的佳胜处，都要把那一页折了角，知道日后还会想回首重温。我记性差，不得不作这种事。如今，八年多过去了，有一半多的书页握了角，所以，书墩在案上，变成两倍厚。而我则对蒙田生出一种新的兴趣：在那些未折过角的书页上，我读过又忘了、有待重新发现的，是些什么呢？
他是从第一页起就决心要向你讲述关于他自己一切的一切。他也真的这样作了。用了最长的篇幅，在弗雷姆译本的所有八百七十六页里，他讲了又讲，关于他自己。
本来，这应该，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注定要成就一个大大的厌物了。可蒙田却不是，在所有那些书页中的任何一页，都一点不令人生厌，这是为什么？甚至那篇噜苏个没完的“向雷蒙·塞邦德致歉”也不令人生厌。有几年，我是把那一篇当作干燥的论文翻过不看的。我知道他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翻译过塞邦德写的一篇神学小册子，而在这冗长的经历之后，他的随笔还是包含着他的思想的。所以，我每次阅读都越过它，或一目十行翻一遍，什么也吸收不到，没有一页握过角。后来忽一天，我读进去了，从此就再也没钻出来过。原来，雷蒙·塞邦德是蒙田最不关心的；在最初几个段落里，他对他的父亲和塞邦德尽职尽责地点头示意，还有一段义务性的说教，说为达到真理，推理是有用的，此后，蒙田干脆信马由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最要紧的，他想说，理性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并不能使人类与大自然其他人物分别出来。蜜蜂更善于组织社会。大象更关心其他大象的福利，并且更富想象力；它们会用木头和泥土填起人挖的陷阱，把陷进去的大象弄回到地面上。他甚至拿不准，人类语言是否就比野兽间手势和气味的交流更复杂，更微妙。他列举一长串生物，喜鹊，豺，狐狸，鸣禽，马，狗，公牛，龟类，鱼类，狮，等等，引用古典里的轶事，说明它们如何有理性，更重要的，如何温和可爱，满意地证明了“这些动物如何比我们优良，而我们对它们技巧的模仿又是多么低能。”简直妙不可言。
蒙田在书的开头几页就跟人交上了朋友，而随着那一篇篇随笔伸展开来，他成了你的朋友里最要好、最密切的朋友。当然，他只是一味说着他自我，不过，那个自我后来也变成了读者的自我。此外，他从不装腔作势。没错儿，他喜爱他自己，可他从来不像讨厌鬼那样洋洋自得，忘乎所以。他喜爱他的头脑，他的头脑里的所有一切都叫他爱恋而快乐。
当然，他是个道德家，像其他所有最伟大的道德家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幽默家。难以想象、任何人仔细地读蒙田，聚精会神地注意他讲的什么，而不在大多数时间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就像跟一个交往了很久的朋友任心交谈。有时会出现沉默。这种沉默不但被允许，而且还得到鼓励。本着当时的风尚，每一页上都有摘自经典作家的语录，这些摘录打断了文本，对这些地方的作用通常是让人歇口气，不要求多么注意的。
这些随笔，愿意的话、你可以漫不经心地浏览，眼睛扫过书页，就像你透过窗户看外边的草坪，等待什么有趣的事出现。然后，“顺便说一下，”他说。这时，你正在椅子里俯身向前，而他又开始告诉你作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赞颂自我是蒙田毕生的事业。不是自我的成见，也不是自我陶醉，几乎也从不是自我期许的。顶好的意义上，是一种有限制的自我满足，是令人费解的决心，决心要跟内里的我和平共处。对蒙田来说、自然界一切事物中，最接近，最让人埋头热衷的物事，是蒙田。不是最亲的，却是最近的，因而是最便于了解的。
他为自己的不一致而着迷，并进而认为，不一致性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活物的普遍生物学特性。“我们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他说，“如此不成形状，构造各界，至于每一小块、在每一时刻都在玩自己的游戏。”
他那时候还没有精神病医生，但假如有，蒙田会向他们提出警告性的劝告：“在我看来，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坚持从我们当中找出原型，塑造出一致的坚实的虚构人物。他们选择一种普遍的特点，进而安排和解释人的所有活动，使之适合他们的画面；假如他们不能使这些特性足够扭曲，就动手把它们异化。……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相信人的一致性，而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相信他们的不一致性。”他声明，我们自身在这么多时刻变成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结果，“我们自己跟自己的不同，就像我们跟他人的不同一样多。”这件事分析起来太复杂；他承认、可以作这样的努力去“探索内里，找出是什么发条驱使人们去行动。”但是，他警告说，“由于这一行当又难又危险，我希望更少的人去参加。”提醒一下，这话是四百年前说的。
他感到毫无希望了解自己。他写道，“从我身上可以找到所有矛盾……羞怯，蛮横；贞洁，淫荡；健谈、寡言；坚强，纤弱；聪明，愚鲁；暴戾，和蔼；撒谎，诚实；博学，无知；慷慨，吝啬又奢侈：所有这些，我都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就看我偏向哪方……关于我自己，我不能讲任何绝对、简单和坚实的话。这样讲时，我不能不感到混乱和混杂，也不能一言一蔽之。”
发现了并面对所有这一切，他却丝毫没有为之烦恼。他平静地，甚至兴高采烈地接受自己的、也接受人类的局限性和不坚实性。“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我们的疾患中，最猖狂、最蛮横的，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存在……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生活。”
就这样，他写下去，一页又一页，表露着自己的思想，而不让自己受制于任何一致性的律条。“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他写道，“是一个人懂得如何作自己的主人。”结果，跟他自己的预言相反，结果竟是，一切都是他，都是完整的一体，像石头一样坚实，一样完整无损。正如他到处讲的那样，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在每一页里都让你相信他是平常的。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相信他。他首先是个诚实率直的人。而他的书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如果蒙田是一个平常人，那么，一个平常人是怎样的令人鼓舞，说到底，是怎样的杰作！你不能自已地充满希望。
关于思想的思想
在醒着的每时每刻，人的大脑都充满活泼的思想的分子，称作想法。头脑就是由这些结构之浓云组成的。这些密云随机地从一处漂游到另一处，彼此相撞，反弹回来，再碰撞，留下随机的，两步的，像布朗运动一样的轨迹。这些想法是小小的圆形结构，没有羽毛，只有一些凸出，以便与某些具有同样感受器的其他思想粒子相匹配而锁定。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这种活动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一个想法遇到一个与之匹配的想法，匹配得这样密合，以至像宇宙飞船的对接，这样的几率在开始时是非常之小的。
但当头脑有点发热时，运动就加速，碰撞就增加了。几率上升了。
感受器是枝形的，很复杂，其构型千态万状，天差地别。一个想法与另一个相匹配，并不要求匹配的双方有相同的内部结构；只有外部的信号才对会接有用。可一旦任何两个想法互相锁定时，它们就构成一个微小的记忆。它们的运动方式改变了。现在，它们不再随机地在头脑的长廊里漂游，而是直线运动，来来往往，寻找另一对儿。会接和锁定在继续，对子跟对子结成配偶，团粒形成了。这些团粒，看上去已经像是活的、有目的的生物，四处猎取新的事物以便与之匹配，到处嗅嗅，看有没有相匹配的感受器；到处翻动，见东西就想抓住。随着尺寸的长大，任何看上去相配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眉目，都被试过，粘上去过。一旦有可乘之隙就插上一足，挂到人家表而上。它们渐渐地像海洋动物，浑身饰满了其他生物，与之结成共生关系。
在其发育的这一阶段，每一单独想法的联结体，同时进行着记忆和寻找，移入自己的固定的轨道，绕头脑作长椭圆形的旋转，一边行进一边自转。这时候，它就是一个思想了。
有时候，一团粒子结合得如此牢靠，它开始像借助重力一样把头脑中所有其他东西吸引到自己这儿。然后，中心不再抱成团了，所有东西都发生偏斜，其他的团粒摇摇晃晃地前进，摇摆着进入新的轨道，绕新的浓密团块旋转，而且没有什么能逃出这一引力。此时，它就是一个黑洞，头脑似乎消失很无影无踪，睡眠开始了。
不过，这不是事情发生的正常过程。在适宜的情况下，当所有沿轨道运行的结构处于均衡时、是有和谐存在的。由来自外界的冲动形成的新想法，在大气层中漂游。它们互相锁定在一起，结成对子，成双再成双，然后，当事情进展顺利时，被扫到这个或那个沿轨道运转的大的团粒的表面上。在重力没有强大到造成附着时，这些新的想法可能只是移进小的轨道上，绕聚合的思想运转。这还不是思维，但这是为进行思维作准备的最后阶段。
当许多集合同步飞翔，而孤立的轨道既已安排成微微发亮、彼此挨得非常接近的膜时，这时候的选择分类的过程，就像一场复杂的、安排入微井井有条的舞会。新的想法从一个椭圆路径甩到另一条路径，与不匹配的表面相撞，弹开，有待被远处的团块抓住并各归其位。
现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结构的运动都有了条理，不停地运动，像那几首《勃兰登堡协奏曲》。那些集合开始放出测风飘带，思想的羽毛。这些羽毛接触，粘合。有时，不太经常但有时候，所有粒子都组成团粒，所有团粒互相联系，头脑变成一单个结构，已经是能动的了，能够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运动了。这时，寻猎又开始了，寻猎类似的东西，带有匹配的感受器，从外向内寻觅。
对位只是结合、分离、回忆和重新结合的过程的一个方而。跳舞只是运动的一个方而。冲向前去遇见新的成对的想法，聚成新的团粒，沿轨道运转，大块团粒偶尔飞离轨道，腾入别的空间，最要紧的，是孤独的思想的粒子从一个轨道切换入下一个轨道，像电子一样，上升或下降，依周围电荷的多少和涉及的团块而转移。这些动作的完成似乎偶然，但永远遵从规律——所有这些都有音乐的景观。在人的所有体验中，它让人想起的只有音乐。
于是我提议，何不把过程反转过来？不要去运用关于思维的猜想来解释音乐的本质，而是反过来作一边看。从音乐出发，看它能告诉我们哪些是关于思维的感觉。音乐是我们为向自己解释我们的大脑如何工作而作的努力。我们聆听巴赫时像被施了定身法，因为那就是聆听一个人的头脑。《赋格的艺术》不是思维的一种特殊模式。它不是关于任何一桩具体事物的思维。在赋格曲之末那伟大的未完的层次上拼出了巴赫的名字，无非是一个暂时的想法，是闪过头脑的什么东西。那整个段子不是关于某具体事项的思维的，那是关于思维的。如果你愿意，作为一种体验，想听听整个头脑怎样工作，一下子，把《马太·受难曲》放上，从始至终，开大音量，那就是人类的整个神经中枢的声音，一下子奏鸣出来。
说胚胎学
不久以前的1978年，医学上爆出的最新奇闻，上了所有报纸的头版的是在一个盘子里受孕，九个月后生出的一个英国婴儿。稍为早些的惊奇，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所有人不安的，是一条孤独的精子和一单个卵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融合、长成为一个人，并且，不管怎样植入，这一融合细胞固着于子宫壁上。之后产生的一小簇后裔细胞，都会成长、分化成一个八磅重的婴儿；这件事在我们眼前进行得如此之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于是，就有了这次的惊叫失声——这次实在只是对那总的过程作了点小小的技术修正，真的，也就是把那一过程的开端从输卵管移到一个塑料容器，值得一提的也许还有、把那婴儿的父亲排斥在局外，使他不起任何作用，不能给他增加一点理所应当的虚荣。
当然，已经有些风言风语，在谈论要扩展这一技术，让它超出受孕这一动作本身。并且，已经作出一些预言，说整个胚胎发育的过程，整整九个月的过程，最终将会在精心制造的塑料瓶里进行。一旦这事发生，那又会造成一个惊奇，动用更多的大字标题，人人都会说，啊呀，科学的新力量是多么了不起。而且又得起一场辩论，争辩科学是否应该立时停止。这些辩论将使参议院的分支委员会忙个不停，那又会动用更多的大字标题。可与此同时，那一过程的纯粹不可思议的性质，不管它发生在子宫内还是发生在某种玻璃容器内，倒很有可能像今天一样被人忽视。
因为，如果你愿意惊奇；那么、真正的惊奇是那过程本身。你开始于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配对儿而生成的一单个细胞，这个细胞一分为二，然后为四，为八，如此这般，到某一阶段，又出现了一单个细胞，以后，整个人脑就会是这个细胞的后裔。单是那个细胞的存在就该是地球上一件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了。人们应该整天走来走去，在醒着的时间内一直走来走去，惊奇地此呼彼应没个休歇，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谈论那一个细胞。那东西真是匪夷所思的，可是它出现了，在环球数十亿人的每一个胚胎的挤挤挨挨的细胞中准确漂亮地冒了出来，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好像那是世界上再容易不过的事儿。
如果你想得到惊奇，这就是来源。一个细胞打开开关，要成为有着万亿个细胞的整个庞大装置，用于思维和想象，而且还会惊奇。一切活动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学习读写，弹钢琴，在参院小组委员会上陈辞，步行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或作出令人叹羡的人类行为——伸出一只手扶树而立：所有这些活动所需的所有信息，都装在这第一个细胞里，所有的语法，所有的句法，所有算术，所有音乐。
还不知道那开关的开启是怎样发生的。在胚胎发育之初，在不过是一簇细胞的时候，所有这些信息和多得多的东西都潜伏在簇中的每一个细胞里。当脑的主干细胞出现时，情况可能是，具有头脑的特性只是开启了。但也很可能是，所有其他东西，所有其他潜在的性质、都关闭了，于是，这一所有细胞中最特化的细胞再也没有它的先驱那种成为甲状腺或肝脏或别的什么的选择了，而只能成为一个大脑。
关于这事是怎样运作的、谁也没有半点概念。人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这样费解。如果什么人能在我有生之年成功地解释它，我就会安排一架空中书写飞机，或者安排一群，把它们放到高空，去放烟飞行，书写一个接一个的大大的惊叹号，写满天空，直到花光我所有的钱。
医学的历史教训
按照惯例，现代医学的开端被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进入药典为标志。人们还通常把医疗实践中的革命性力量归因于这些事件。在那个时候，事情看上去就是这样。医学被翻了个个儿，真的给革命化了。从前的许许多多不治之症，在那时找到疗法了。已经有了治愈的良方。在当时的我们看来，那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医生这回能够治愈疾病了，这很令人惊讶，而最感到惊讶不置的，就是医生们自己。
毫无疑问，那的确是医学中的一件大事，是生物科学应用于医学的巨大胜利。可是，时到今日，从这样的距离反观之，那也许算不得一场革命。因为，医学上的真正革命，那场为抗生素和今天有效疗法中的其他手段开辟了道路的革命，早在青霉素问世前一百年就发生了。那场革命不是随着将科学引入医学才开始的。科学被引入医学是多年以后的事。像许多次革命一样，这一次也是以破坏教条开始的。约在1830年，人们发现，医学的绝大部分是无聊的胡闹。
在医学教育中，这一段医史从来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其原因之一就是，那段故事很悲惨，悲惨得无可缓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直上溯到几千年前医学的源头处，这个行当就仅凭纯粹的猜测和粗糙的试验一路走过来。很难想象，在人类的诸多努力之中，还有什么事业比这个行当更不科学。事实上，任何能想出的用于治病的东西都在此一时或彼一时得到尝试，而一旦尝试开了头，这东西就绵延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最后放弃。反观之下，那种人类试验是最无聊，最不负责任的，其基础仅仅是尝试－错误，并通常也真是按这一逻辑而告终。放血，泻下，拔罐，给与每一种已知植物的浸取液，每一种金属的溶液，每一种想象得到的饮食配方，包括完全的禁食，所有这些，其根据都是关于病因的最怪诞的想象，无非是些向壁虚构——这就是一个世纪多一点以前的医学遗产。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行当竟然幸存了这么久，有着这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竟然被轻易放过，而没有引起多少抗议的呼声。差不多每个人都上过医学的当。显然，要能看透那源远流长的胡闹，就必须是一个天生的怀疑主义者，像蒙田那样。他曾尖刻地描写过在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之前几百年那些由医疗造成的疾病。但即使蒙田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对医药的神功坚信不疑，逆来顺受了。
后来，时到19世纪中叶，几位医学界巨子意识到，当时可用于治病的几乎所有复杂的疗法并不真的管事儿。在美国和别处，颇有一些有胆有识的内科医生暗示道，这些疗法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害多利少。与此同时，有了惊人的发现：某些疾病是自我限制，不治自愈的，可以说有着“自然的进程”。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想见这一发现的分量及其对医疗实践的影响之巨。源远流长的医学传统，是不管什么病，都有某种方法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种疾病都要求治疗，假如不加治疗，就会要人的命。1876年，哈佛教授爱德华·H·克拉克（Edward H. Clarke）写过一篇严肃的文章，回顾了此前五十年他心目中的主要医学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一些研究，它们证明了，伤寒和伤寒热患者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会自行痊愈，并且，不治比接受当时流行的那些奇巧的草药、重金属和热敷等治疗时恢复得更好些。谵妄性震颤这种机能紊乱，长期以来被认为若不加持续的医疗干预就会致命，无人能够幸免。结果，有观察表明，在不加治疗的病例中，病症更容易缓解些，存活率显著提高。
此后数十年，传统的治疗仪式渐渐被放弃了，同时，后来被称为“医疗艺术”的东西出现了。现在看来，这种医术才真正是医学科学的发端。它基于对病人的细致、客观、甚至还是冷酷的观察。通过这种努力，我们了解了疾病自然进程的细节。其结果，举例说吧，人们懂得了，伤寒和伤寒热其实是两种毫不相干的疾病，其病因也迥然不同。确切的诊断成了医道的中心宗旨和理由，随着诊断方法的改善，确切的预后也成为可能。于是，病人及其家人不仅能被告知所患疾病的名目，而且也有几分可靠地得知，该病顶有可能出现什么结局。到本世纪开始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这些就是内科医生的主要职责。此外，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疗法，远没有从前的疗法那样的雄心大志，远没有从前那样虚夸，称作“支持疗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些简单的常识：精心的护理，适宜的卧床休息，合理的饮食，忌用那些祖传秘方和专利药物，外加有分寸地相信自然，相信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常常会把事情引向圆满的结局。
于是，医生成了较前更有用，更受尊敬的专家。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尽管他不能够做很多事情去预防或结束疾病，但你却可以依赖他解释一些事情，减缓焦虑，还有他的在场。在困难的时刻，包括死亡的时候，他是受依托的顾问和向导。
与此同时，从19世纪最后10年开始，未来的医学所需要的基础科学已经上了路。病菌和病毒在疾病中的作用被认识了。主要的致病微生物，最令人瞩目的是结核杆菌和梅毒螺旋体，其面目和作用已被认知。到30年代末，这一研究已得到报偿。主动和被动免疫的技术已经发明，用于白喉，破伤风，大叶肺炎和另外几种细菌感染；传染病分类学已成为一门有条有理的学科；时机成熟了，于是，磺胺药，青霉素，链霉素，以及其他所有东西便应运而生。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基础科研上，花了五十年左右的楔而不舍的努力，才达到了这一水平；假如没有进行这种研究，人们便不可能想到还存在链球菌和肺炎双球菌这些东西，那样，寻找抗生素的努力就毫无道理了。没有关于结核杆菌的长期而艰苦的研究，我们还会认为、结核病是由夜气而生的，于是仍旧会试图通过晒太阳去治疗。
其时，关于治疗的较为缓和的怀疑已经历了约一百年，最后几乎到了虚无主义的地步了。这时，我们却突然进入一个新时期，几乎一夜之间，柳暗花明，一些最常见，最要命的人类疾病——大叶肺炎，脑膜炎，伤寒，斑疹伤寒，结核病，各种类型的败血症，都可能用抗生素立时治愈了。只有那些病毒性疾病还遥不可及，可就连某些病毒性疾病，比如小儿麻痹症，也很快就要得到控制了，靠的是制作疫苗的新技术。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人们只有瞠目结舌。在磺胺药和青霉素出现时，我还是个医科学生，记得当时的反应是绝对不相信会有这等事。早在一百年前，我们就在疗法上甘心失败了。只有少数的例外，被我们看作反常，比如维生素治疗玉蜀黍疹，肝提取物治疗顽固性贫血，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等等。粟粒形结核病和亚急件细菌件心内膜炎病例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于是我们确信，像这样的病，我们是没法改变其进程的，我们这辈子不行，再一辈子恐怕也不行。
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热情洋溢的乐观派，意识到只要关于疾病的机理知道的足够多，就能够通过治疗而使其好转。这一认识仅在40年前还是全新的概念。
大多数人忘记了那些年月，或者是太年轻，记不得那些年月，于是，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要么生来就知道抗生素，要么就是，他们走运，这些药物从天上掉下来，落到他们怀里。我们需要提醒，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醒，医学对付传染性疾病的能力不是瞎猫撞见死老鼠，也不是简单地随时间的推移自然发生的事。那是许多年辛苦的直接结果。多少想象力丰富，技艺娴熟的人员从事了这一工作，但谁也没有预见到他们前头几个十年期内的什么地方还有个青霉素和链霉素。那是等次很高的一门基础学科，为自己的缘故积存起大量的有趣的知识，生发出巨量的信息，已作好准备，一旦利用知识的时机到来，就会整装出发。
举例来说，人们用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工作，才了解到还有溶血性链球苗这种东西，了解到血清学上有四十多类主要链球菌物种跟人类疾病有关，了解到它们中有一些导致风湿热和瓣膜性心脏病。首先要作的，是细菌学和免疫学的研究，这一工作花费了数十年，到30年代初，这一工作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人们才认识到链球菌感染与风湿热相联系。
直到获得了这一信息，人们才确认，一旦能找到防止链球菌感染的途径，风湿热是可以预防的，与之同来的是，大量的危及青年的主要心脏病也是可以预防的。同样，辩识出大叶肺炎中肺炎双球菌的作用，地中海热中布鲁氏菌属的作用，伤寒热中伤寒杆菌的作用，流行性脑膜炎中脑膜炎双球菌的作用，都需要对当时看来无限复杂的大量信息加以辨别和分析。在从事传染病研究的实验室中，大部分艰苦的工作在本世纪头一个三分之一内达到了这一水平。这一研究结束时、舞台已经搭好，就等抗生素粉墨登场了。
当时没有意识到，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在人类其他疾病上，要达到这一步有多么艰难。我们仍有心脏病，癌症，中风，精神分裂，关节炎，肾衰竭，硬化、以及随年老而来的衰退性疚病。一总而论，在这个国家可以列举出大约二十五种主要的人类疾患，而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里，还可以列出更长更可怕的单子，包括寄生虫病，滤毒性疾病和营养性疾病。它们构成了当代生物医学的未结束的议事日程。
而对这样一个清单，人们将怎样制订科研政策呢？快捷容易的办法是作出结论，说这些还没有被驾驭的疾病，干脆是我们力所不及的。要作的事情，是就此止步，停留在今天的科学和技术的版本上，并作出保证说，在这样一个不圆满的世界中，我们的保健制度已经装备精良，而且发挥到极致了。这政策的麻烦在于，我们供它不起。费用已经过于高昂，并且还在逐年猛增。另外，现有的措施就是不够好。我们不能够继续用开胸手术来对付心脏病了。这办法是在那种病跑完破坏性的全程之后才施行的，其代价高得怕人。另一方而，我们也不能通过把问题简单化而拖着不去解决。以我看，我们把今天这么多慢性的，致残的疾病委之于环境或生活方式不当，便是一种简单化的作法。明摆着的事实是，我们关于事情的真相知道得不够、关于自己的无知，我们该更加坦率地承认才是。
说起来有点像悖论的味道：另一方面，医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前途光明。在医学中，在由杂乱无章的保健制度及其巨大代价而来的悲观主义和沮丧情绪的底下，存在一股潜流，这就是，有一种近乎无理的乐观态度，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在人类疾病的治疗方面我们是前途无量。从事心瓣膜系统研究的科学家们完全自信。他们不久就会接近事情的核心，他们不再把心脏病的机制视为不可理喻的秘密。从事癌症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下关于如何组织其研究工作意见不合，可对于正常细胞和增生细胞的内在行为也有了深刻的洞见，这些见识是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真核细胞，那具有真正胞核的细胞，它本身已成了实验室里的一件工具，几乎跟50年代初期的菌细胞一样精致顺手。现在，这一工具已可用于阐明，在发育中的细胞分化，或在癌细胞的情况中分化停止这些过程中，基因信号是如何打开或关上的。致癌物质，或病毒，或迄今尚未识别出的其他因素是如何干预细胞的行为调节，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现在看上去是有门儿可入了。借助过去10年已经学到的东西，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继续推向前进。
神经生物学家在研究中可以作各种各样的事情，于是乎人脑这一器官跟25年前已大异其趣。它远非一个复杂却又最终可以简化的，由一些线路图统辖着的一大堆电子电路。现在，它显出本质上是内分泌组织的面目来，在这一组织中，基本的化学反应，神经冲动的内部传送，乃是由生化催化剂及其抑制剂决定的。用于单个神经细胞的定量研究的现有技术是有力而精确的。而今，这项研究已经转向细胞集团的行为，视觉和听觉感知的中枢等，因为这一层次的研究现在可以进行了。很难想象有什么问题是永远无法研究的。诚然，意识的问题正在争论之中，被作为永远遥不可及的候选者之一，可这场争论听起来更像是一场哲学讨论。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大脑是怎样工作的。现在，再也没人有这种感觉了。
免疫学家，分子生化学家，还有新一代着迷于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者们，他们全都发现，他们真的是在一起进行研究，连同遗传学家们一道，在研究一组共同的课题：细胞和组织是如何自我标记的，制约组织和器官有条不紊地发育和分化的动力是什么，还有，这一过程中的错误是如何得到控制的。
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我发现很难想象，这一新的巨大信息之潮的结局仅仅是理解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是如何执行其功能的。我认为，与此同时，必然会发现关于疾病机理的详细情况。
我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的记录确立了两条关于人类疾病的普遍原则。第一，必须多多了解疾病的潜在机理，才能真正采取有效的行动；必须知道，是肺炎双球菌引起了大叶肺炎，才能想到要用抗生素。用不着知道所有细节，甚至用不着知道肺炎双球菌是怎样对肺造成损害的，但你得知道它在那儿，并且起着决定的作用。
第二，每一种疾病都有一单个关键的机制，压过其他所有机制。如果能找到它，然后想出法子来对付它，就能够控制那种疾患。这一概括较难证明，并且容有争议、与其说这是一条科学论断，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强烈的预感。可我相信，迄今为止的记录倾向于支持这一预感。我所知道的最为复杂的、牵涉到多细胞，多组织，而且多器官的疾病，是三期梅毒，慢性结核病，还有顽固性贫血。在每一种情况中，至少有五个主要器官和组织卷了进去，而且每一器官、每一组织似乎都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对之进行科学评他之前，每一种都被认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因素”疾病；它们过于复杂，不允许人们考虑任何一单个发病机制。然而，当所有必要的事实都到手时，很清楚，只要关掉一件事情——螺旋杆菌，结核杆菌，或者是哪一种维生素缺乏，那么，整套紊乱的、似乎互不相干的发病机理都能够一下子全关掉了。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一件大有前途的事情，就是医学的希望所在。我毫不怀疑，会发现数十种各各独立的因素能够引发癌症，包括各种各样的致癌物质，很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病毒。但我认为，将来会证明，在事情的核心，必有一单个机关，有待人们去发现。我认为，精神分裂症会证明是一种神经－化学紊乱，有某种核心的、单一的化学事件出了毛病。我认为是一单个致病因素引起了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因素至今还没找到。我认为有一些关键的血管异常引发了冠状动脉堵塞和中风，这些异常现在还没发现，但它们是存在的，有待于关掉或打开。
简言之，我相信，主要的人类疾病已成为可探究的，最终可以解开的生物学之谜。这样，下面的一点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已有可能想象一种相对地摆脱了疾病的人类社会了。半个世纪前，这一想法当然是不可思议的。而很奇怪的是，这一想法听起来竟有点像预言世界末日：假如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拿死亡怎么办？我们拿如此庞大的人口怎么办？不死于疾病，我们还能死于什么？
我的回答是、不会带来怎样的不同。我们仍然会衰老朽坏，所根据的时间表跟今天的差不多。最终的事件将更像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笔下那辆出名的单马车一样，突然解体，一下子崩坏。其主要效应，在我看来几乎纯粹是有益的，将会是，我们不会在生活的最后几个十年中为疾病所苦，以疾病为特色，像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物种，跟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健康无恙的种种家养植物和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中风，老年性痴呆，癌症，还有关节炎、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尽快摆脱这样的障碍。
关于这样的前景，还有另一争议需作评论。据说，作为生物，我们本质上是容易出错，容易坏事的。如果我们成功地摆脱一组疾病，总会有一些新的疾病等在林子里，准备取代它们的位置。我不知道这样的事可曾发生过。当然，今天，老年人慢性病的发病率比本世纪初年高些。但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活到了老年。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疾病取代白喉，或牛痘，或百日咳，或小儿麻痹症。是的，大自然善于创造，因而总会有不可思议的新的疾病出现，但新病的出现，并非为的是补足人类命中注定的疾病配额。
确实，官方医疗保健系统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表格，似乎已经在向我们讲述这样的事情。可是，尽管我们很焦虑，也似乎不情愿接受这样的消息：从记录上讲，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健康的社会。一个世纪前，每个家庭都得失去年轻的家庭成员。跟那时相比，我们是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家里年轻人的死亡已不被看作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而被看作少见的、可怕的不幸。我们集体的估计寿命今年胜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健康和生存上这一普遍的和缓慢的改善，部分地要归功于卫生工程，住房的改善，可能还要归功于更富足的生活，但近年来，一大部分还要归功于生物医学。我们作得还不坏。开头就这么好，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未来作得更好。
关于怎样作得更好。我的论点不会令人吃惊。我要说，我们必须继续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其规模和广度要像过去20年一样，并且要让这整个事业的扩张和发展取决于新的前沿课题。这项事业费用高昂。可尽管如此，它也只占今天医疗保健业年费用总额的不到百分之三，那个数字统算起来是一千四百个亿。并且，比起我们试图在今天的医学水平上不得不依赖的半拉子技术而过活来说，这一点都不昂贵；假如我们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年月里停留在这些半拉子技术上的话，这费用还会扶摇直上，要冲破电离层的。
可我还想在这一论点里插入一点修正。这一点修正意见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似乎更有点令人吃惊。我认为，研究工作的主流，这自古以来向未来作的最大投资，应在基础生物科学的广大领域。自然，随处会有机会进行立竿见影的应用科学研究，比如，可比之于制作小儿麻痹症疫苗，或比之于为小儿白血病设计药物配伍疗法这样的研究。但这些机会不会常有，也不能在不成熟的时候强行让其出现。为将来的医学所急需的，是关于生命过程最基本水平上的更多的信息。我们还远没准备好在应用医学方而从事大规模的项目。因为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
像在物理学上一样，成功的应用医学要求对于已有的基本事实、特别是这些事实的含义有高度的把握性。而在医学的大部分中，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在这一阶段，我们也不能很有信心地作出预言，说哪些具体的新信息会来自什么领域，最有可能跟什么具体疾病相干。在这种情况下，必得有一定量的猜测甚至博弈。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将来最富有成果的，应该来自那产生最有趣，最激动人心，最令人惊异的信息领域。首先要令人惊异。
在我看来，在这一赌局中，最保险，最审慎的是，把宝押在惊奇上。极有可能，今天生物学里令我们惊异的东西，明天将会成为可用的而且有用的。我认为，这一点乃是过去科学本身铁定的记录。我们应对这一规律有更多的信心。化学科学发端之际，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电力；用惊奇作向导，我们从牛顿物理学前进到电磁学，到量子力学，到当代的地球物理学和宇宙学。在生物学里，进化论和遗传学是早期的大惊奇。但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一直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惊愕得发愣。对于医学，最大的惊奇仍在我们前头，但它们存在，等待迟早有一天，被我们发现，或把我们绊一跤。
我这样评论的出发点是最实际，最脚踏实地，最实用主义的。在现实世界中，这样作科研，最可能引向人类健康方面的重大改善，而且费用也较低。顺便说一声，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旦医学真的已经在技术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功，比如，像在免疫学，或抗生素，或营养学，或内分泌替代疗法中那样，以至于治疗措施可以被直接指向内在的机理，并且具有决定性的效力，费用可能真的很低。只有在我们的技术不得不在疾病的进行中半道狙击时，或者不得不在事件发生之后引进，以弥补毁损组织的损失时，保健才弄得昂贵得可怕。我们对疾病机理了解得愈深，我们就有更多机会设计直接的和决定性的措施去预防疾病，或在为时不算太晚的时候使它转向。
关于实际的一面就讲这么多。未来的人类健康需要多得多的基础科学，这点就不拟细论了。
但是，关于生物学，我还有最后一点要讲。即使关于这些预言我竟然讲错了，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可以不用了解那一过程，只靠一路瞎搅，就能作到治疗或预防某种疾病（除非这种事儿发生，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只要继续向牛物科学投资，我们就不会失败。明智的国会不会失败。公众不会失败。
这就是我想说的。
论理，现在应该是人类心智的黄金时代。可事情不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情似乎都证明是错了的；一个世纪似乎都从我们指头上滑了过去，差不多什么诺言都没有兑现。我不想就此猜测我们文化悲哀的所有原因，甚至不想猜测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原因。但我可以想见我们的一个错处，这错处还在蚕食侵蚀着我们：我们关于自己知之甚少。关于我们如何运作，占什么位置，最要紧的是关于我们扎根于其中作为工作部件的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生命系统，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完全的无知并不是怎么坏的事；最难堪的、是走在通往真知的半道儿、远到足够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叫人难堪，叫人丧气，它是我们今天的麻烦之一。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新体验。仅在两个世纪前，我们还能够解释一切的一切，纯粹出于推理，而今，大多数费心结撰的和谐结构都在我们眼前散了架。我们哑口无言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还是个健康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还被自身的神秘所困扰，由于自己跟生命其他部分的联系而不安，而奇怪，而困惑，并且由于自己头脑的莫测高深而哑口无言，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被称为健康的动物。
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意识到这一点，似乎是这个看上去毫无结论的世纪的唯一意义。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提出重要的问题。为了我们文明的缘故，现在真正急需的，是获取某些答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再不能靠搜寻大脑而致知了。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好搜寻的。我们也不能够靠猜测而致知，或自己编造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能呆在原地，胶固于今天水平的了解，也不能开倒车。我看不出在这上头我们有什么真正的选择，因为我只看到前头的路。我们需要科学，更多，更好的科学，不是为它的技术，不是为玩乐，甚至也不是为健康和长寿，而是为了有望获得智慧。我们这种文化必须靠获取智慧才能生存。